“洗錢”是指不法分子通過金融或其他機構將非法所得轉變為“合法財產”的過程，這已成為犯罪集團生存發展的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一方面，通過洗錢，有組織犯罪掩蓋了其犯罪活動蹤跡，得以“正當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錢為犯罪集團介入合法企業提供了資金，使其能夠以“合法掩護非法”，不斷擴大犯罪勢力。

　　近來，我國為反腐敗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在金融方面實行了存款實名制；在司法方面，刑法上規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黑錢”越來越難以藏匿和使用，腐敗分子便想方設法把錢“洗白”，把非法收入合法化，洗錢活動由此越來越猖獗。洗錢已經成為腐敗分子將腐敗合法化，對抗反腐敗斗爭的一種重要方式。因此，在反腐敗斗爭中，我們要針鋒相對地加強對洗錢犯罪活動的偵緝與懲處。

　　①貪官洗錢法不容

　　近年來，一種新的洗錢活動，即腐敗公職人員洗錢在世界范圍內日益頻繁。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給自己貪污、受賄的黑錢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僅可以公開揮霍和享受這些非法所得，還可用來投資和進行再增值。其發展速度，已超過了傳統的洗錢。

　　這一新的洗錢現象在我國亦日趨嚴重。

　　黃葦町是我國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中國特色”的洗錢方式有這樣幾點：一是先撈錢后洗錢，即公職人員大量貪污、受賄后，辭職下海辦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來解釋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邊撈錢邊洗錢，即搞“一家兩制”，自己在臺上利用權力撈錢，親屬則利用“下海”身份掩蓋黑錢來源；三是連撈錢帶洗錢，即政府官員或國企老總創辦私人企業、代理人企業(企業表面上是別人的，但大權由自己控制)，既可通過經濟往來把黑錢轉移到這些企業的賬戶上，又可通過正常的納稅經營再賺一筆。

　　還有一類就是跨國洗錢，即利用國內外市場日益密切的聯系，設法把黑錢轉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贓款并洗白。雖然國內腐敗分子的國際洗錢活動還未形成規模，但在國際洗錢中已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某些領導干部已開始在國外打基礎，把子女、資金都弄出去。

　　原海南省東方市委書記戚火貴以買房子為由索賄23萬元，一家公司的經理按戚提供的戶名和密碼在銀行辦理了活期存折。這一轟動全國的受賄大案的主角之所以能聚斂如此驚人數目的不義錢財而沒有被及時發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實施了“洗錢”手段。戚案的一個重大線索是公安人員截獲的戚火貴妻子寄給臺灣親戚的一封信，信中請求親戚幫助遮掩他們1300余萬財產。

　　其實，像戚火貴這樣使用“洗錢”手段的人絕不只一個。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長徐中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受賄案的主犯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處長王建業、原吉林省工會副主席薛景文……當其東窗事發時，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的場面：執法人員從其家中的各個角落———甚至家中被里、衣服領里、抽屜的夾層里搜查出人民幣外幣存單、國庫券、債券、股票等各種有價證券。這些滿載贓財贓利的金融證券上或直接署著當事者的大名，或署有其家人、親屬的名字，或署著—些只有當事人才知曉的假姓假名。

　　②打擊洗錢不手軟

　　有調查表明，近年來我國洗錢活動日益增多，數額也在不斷上漲，這其中因為洗錢所導致資金外流的數目不在少數。

　　資本外逃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它既減少國家稅收，又影響外匯儲備，有人擔心這將會危及中國金融的安全，甚至會成為金融危機的根源。

　　因為資本外逃通常會伴隨著化公為私的國有資產流失，以及走私、販毒、洗錢、逃騙稅、逃騙匯等違法犯罪活動，通常表現為外匯的流失，進而影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特定條件下必然會危及國家經濟安全。

　　防止資本外逃，還需要加強部門協調，齊抓共管。

　　專家認為要完善外匯管理法規，改進外匯管理手段，加強銀行結售匯和跨境收付匯監管。銀行系統要建立大額資金轉移監測制度，加大對大額外匯收付和無交易背景的大額人民幣支付的監管。

　　隨著我國金融業走向國際化，經濟交往更加頻繁，無論防范國內腐敗分子的資金出逃和洗錢，還是防范國際犯罪集團以投資、貿易形式進入大陸洗錢，都需要進一步密切與各國金融機構和司法部門的合作，在保護金融機密的前提下，加強對各種可疑交易和資金往來的跟蹤監督和國際協查。

　　針對經濟犯罪案件數量逐漸增多的趨勢，1998年，中國公安部成立了經濟犯罪偵查局，以領導、指揮、協調全國的打擊經濟犯罪工作，同時也負責與國外執法機構開展打擊跨國經濟犯罪合作的具體事務。

　　據透露，中國警方與亞歐執法機構的合作，已經取得明顯成效，僅打擊跨國洗錢犯罪，中國警方近兩年共協助外國警方調查涉及洗錢犯罪線索70余起，涉及17個國家和地區。

　　③修改刑法不容緩

　　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在1997年春天召開的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說，很多國家的刑法對洗錢的犯罪行為作了規定，但不具體。目前，洗錢犯罪時有發生，并已不限于毒品犯罪。因此，于199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對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而進行的洗錢行為規定了較為明確的刑罰。

　　第一次在國家基本大法中出現“洗錢”字眼，足以表明中國法律之劍已指向洗錢犯罪。同時也表明中國法律正逐步與國際慣例接軌，反映了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法律體系的日臻完善。

　　1997年10月6日，經國務院批準，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開戶單位基本賬戶設立、現金支付問題、公款私存問題和銀行卡的管理等8個方面進行了明確的規定，特別是改進了對個人儲蓄賬戶的現金支付的管理。從法制角度看，盡管我國新刑法對反洗錢做了原則性的規定，但是，可操作性還不夠強。新刑法沒有對洗錢犯罪的界定、方式、何為情節嚴重、具體量刑等做出具體規定和實施細則，一些需要配套進行反洗錢的措施也沒有出臺。

　　反洗錢，中國的法律還要繼續完善。

　　事實上，一些不法分子將貪污、受賄所得的非法收益以親戚的名義通過開辦娛樂場所、餐廳、企業或采用“資金出境”等方式進行洗錢，而我國卻沒有將貪利性犯罪納入洗錢罪的范圍。其他財利性犯罪也同樣由于缺少洗錢罪這一有效的控制手段，因而給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個可乘之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盧建平認為，從刑事政策的立場出發，我國應該對金融立法作適當調整，增加銀行金融機構在反洗錢方面的義務性規定，同時增加人民銀行等機構的綜合監控職責。

　　將我國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的洗錢罪與國際或區域公約以及發達國家的立法規定進行比較，盧建平認為，我國現行刑法關于洗錢罪的規定是在對洗錢犯罪的國際性或跨國性認識不足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只能是一個過渡性的規定，仍然存在諸多不足，需要進一步加以完善。

　　盧建平指出，國際反洗錢立法的趨勢是對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圍。我國刑法現在僅將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為“毒、黑、私”三種，明顯偏窄。這既與國際潮流相悖，也不能適應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就我國目前情形而論，貪污、賄賂、販賣人口、制假售假、詐騙等犯罪的所得也是非常豐厚的，也需要“清洗”。對這些犯罪所得的清洗不以洗錢罪懲處，而另定他罪，極為不妥。因此應該將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圍擴大，與國際反洗錢立法保持一致。

　　因此有學者建議應將刑法的第一百九十一條“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修改為：“凡是對一切財利性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這是由洗錢罪打擊犯罪的獨特功能與作用所決定的，也是現實反腐敗和反財利性犯罪的迫切需要。

　　還有學者提出應當明確中央銀行反洗錢的職責。中國人民銀行負責金融機構的反洗錢管理協調工作，制定反洗錢政策，監督各金融機構執行反洗錢法律，對違反有關法律規定的金融機構進行懲罰，并向有關司法部門提供協助和合作。進一步完善我國個人收入調節稅的征收和管理辦法；建立完整的交易記錄，特別是現金交易記錄，嚴格禁止公款私存，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將單位的資金以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不得將企業單位資金轉入個人儲蓄賬戶套取現金等等。

　　人們看到，目前我國針對反洗錢活動所需要的部分配套措施已經出臺：如納稅申報制度、《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商業銀行法》、《人民銀行法》以及《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等，這些都為實施反“洗錢”做了重要鋪墊。

　　可以相信，隨著我國反“洗錢”執法力度的不斷加大，形形色色的“洗錢”犯罪分子，都將逃脫不了法律的嚴厲制裁。

　　《人民日報》(2002年06月19日第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