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6月19日消息：《人民日報》今天發表長篇文章指出，中國洗錢犯罪日益增多數額不斷上漲已成腐敗分子企圖將其合法化重要方式；專家呼吁盡快出臺反洗錢的配套措施，針鋒相對加強偵緝懲處洗錢犯罪活動。

　　文章說，“洗錢”是指不法分子通過金融或其他機構將非法所得轉變為“合法財產”的過程，這已成為犯罪集團生存發展的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一方面，通過洗錢，有組織犯罪掩蓋了其犯罪活動蹤跡，得以“正當地享受”犯罪所得；另一方面，洗錢為犯罪集團介入合法企業提供了資金，使其能夠以“合法掩護非法”，不斷擴大犯罪勢力。

　　文章指出，近年來，一種新的洗錢活動，即腐敗公職人員洗錢在世界范圍內日益頻繁。他們通過各種途徑給自己貪污、受賄的黑錢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僅可以公開揮霍和享受這些非法所得，還可用來投資和進行再增值。其發展速度，已超過了傳統的洗錢。這一新的洗錢現象在我國亦日趨嚴重。

　　黃葦町是我國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經濟學家，他認為，“中國特色”的洗錢方式有這樣幾點：一是先撈錢后洗錢，即公職人員大量貪污、受賄后，辭職下海辦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來解釋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邊撈錢邊洗錢，即搞“一家兩制”，自己在臺上利用權力撈錢，親屬則利用“下海”身份掩蓋黑錢來源；三是連撈錢帶洗錢，即政府官員或國企老總創辦私人企業、代理人企業(企業表面上是別人的，但大權由自己控制)，既可通過經濟往來把黑錢轉移到這些企業的賬戶上，又可通過正常的納稅經營再賺一筆。

　　還有一類就是跨國洗錢，即利用國內外市場日益密切的聯系，設法把黑錢轉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贓款并洗白。雖然國內腐敗分子的國際洗錢活動還未形成規模，但在國際洗錢中已占有越來越大的比重。某些領導干部已開始在國外打基礎，把子女、資金都弄出去。

　　文章舉例說，原海南省東方市委書記戚火貴以買房子為由索賄23萬元，一家公司的經理按戚提供的戶名和密碼在銀行辦理了活期存折。這一轟動全國的受賄大案的主角之所以能聚斂如此驚人數目的不義錢財而沒有被及時發現，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實施了“洗錢”手段。戚案的一個重大線索是公安人員截獲的戚火貴妻子寄給臺灣親戚的一封信，信中請求親戚幫助遮掩他們1300余萬財產。

　　其實，像戚火貴這樣使用“洗錢”手段的人絕不只一個。原河南省汝州市市長徐中和、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受賄案的主犯深圳市計劃局財貿處處長王建業、原吉林省工會副主席薛景文……當其東窗事發時，都出現了一個共同的場面：執法人員從其家中的各個角落———甚至家中被里、衣服領里、抽屜的夾層里搜查出人民幣外幣存單、國庫券、債券、股票等各種有價證券。這些滿載贓財贓利的金融證券上或直接署著當事者的大名，或署有其家人、親屬的名字，或署著—些只有當事人才知曉的假姓假名。

　　文章指出，反洗錢，中國的法律還要繼續完善。事實上，一些不法分子將貪污、受賄所得的非法收益以親戚的名義通過開辦娛樂場所、餐廳、企業或采用“資金出境”等方式進行洗錢，而我國卻沒有將貪利性犯罪納入洗錢罪的范圍。其他財利性犯罪也同樣由于缺少洗錢罪這一有效的控制手段，因而給犯罪分子提供了一個可乘之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盧建平認為，從刑事政策的立場出發，我國應該對金融立法作適當調整，增加銀行金融機構在反洗錢方面的義務性規定，同時增加人民銀行等機構的綜合監控職責。

　　將我國新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的洗錢罪與國際或區域公約以及發達國家的立法規定進行比較，盧建平認為，國際反洗錢立法的趨勢是對一切犯罪所得的清洗行為定罪，即不限定上游犯罪的范圍。我國刑法現在僅將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為“毒、黑、私”三種，明顯偏窄。這既與國際潮流相悖，也不能適應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就我國目前情形而論，貪污、賄賂、販賣人口、制假售假、詐騙等犯罪的所得也是非常豐厚的，也需要“清洗”。對這些犯罪所得的清洗不以洗錢罪懲處，而另定他罪，極為不妥。因此應該將洗錢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圍擴大，與國際反洗錢立法保持一致。

　　因此有學者建議應將刑法的第一百九十一條“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修改為：“凡是對一切財利性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這是由洗錢罪打擊犯罪的獨特功能與作用所決定的，也是現實反腐敗和反財利性犯罪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