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傍晚，面容憔悴的張世鵑懷著極度痛苦、憂傷和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了成都至瀘州的長途汽車。臨上汽車前，她再次給家里打了個電話，出走了8天的兒子還是沒有回家。

　　在返回瀘州上班之前，張世鵑專門給四川省人大寫了一封請愿書，她說：“我是一個迷失在網絡世界里的孩子的家長，我用盡全力想把他從網吧里拉出來，但是在強大的對手面前，我屢次失敗。為了孩子，我呼吁社會各界對此引起重視，規范網吧經營！”

　　過去的9天，猶如一場噩夢。張世鵑的眼淚早已流干，但心里卻時時刻刻在滴血。那遍布在蓉城大街小巷的網吧，如同一個個罪惡的黑洞，吞噬著多少母親的眼淚和多少家庭的幸福，它們又好象座座精神牢獄，令多少涉世未深的孩子身陷其中，從而迷失了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目標。

　　張世鵑15年前生下一對雙胞胎。不久她的婚姻發生了變故，小兒張晨跟她生活。孩子上小學以后，她將孩子送回了成都老家，跟著姥爺、姥姥，她則每周五下班后乘車從瀘州趕回成都，周日晚上乘坐末班車趕回瀘州。無論工作多幺繁忙，路途多幺辛苦，為了兒子的健康成長，張世鵑都心無怨悔。

　　不幸的是，兒子上初中以后就迷上了電子游戲，經常泡在網吧里，以后竟然發展到曠課，整夜不歸，甚至失蹤數日的地步。

　　張世鵑專門拿了一個本子記錄每次尋找兒子的經歷。

　　2001年10月，張晨離家出走幾天后，家人在肖家河的“輝宏”網吧里將他找到。此時，兒子已是蓬頭垢面，疲憊不堪，欠下了網吧老板23元上網費。

　　今年1月4日，兒子在網吧里泡了三天三夜后狼狽地回到家里，離家時的自行車、眼鏡、防寒服全部作為欠賬抵押給了網吧老板。

　　僅僅只過了兩天，兒子又再一次地失蹤了，等到1月11日，孩子的姨媽在一家網吧里找到他的時候，他已經欠下了網吧老板100多元。

　　2月2日，兒子外出兩天，姥姥在菊樂路的一家網吧里把他找回。

　　2月5日，兒子又是兩天未歸，舅舅在玉林小區的一家網吧里把他找回。

　　這一次，兒子是4月1日離家的。身為瀘州市房管局領導的張世鵑，聽到兒子失蹤的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趕回成都。整整8天時間，一家人在全市晝夜不停地拉網似地反反復復地搜尋，找遍了所有網吧，都未能見到兒子的身影。

　　已讀初三的兒子已經報名要參加4月6日舉行的“奧林匹克”數學競賽，對于這幺重要的事情，兒子竟然因為迷戀電子游戲而自動放棄了。

　　最要命的是，學校已經向她出示了黃牌。兒子再不能返校上課將被除名。

　　張世鵑說，每次把孩子找回來的時候，看著兒子精神恍惚的模樣，她都會一陣陣地心里發冷，迷上電子游戲的青少年與吸上海洛因的癮君子沒什幺本質的區別。幾乎每家網吧門前都掛著“非節假日，未成年人禁止入內”的招牌，但實際上卻對中小學生大開綠燈，這些網吧的老板與那些販賣毒品的毒販又有什幺本質的區別呢？

　　這幾年，張世鵑在與兒子的拉鋸戰中，早已筋疲力盡。她甚至向癡迷電子游戲的兒子做了最大的妥協。她專門為兒子買了一臺電腦，規定他平時只能玩1個小時的游戲，不要去網吧玩，任何時候都不能在外面過夜。

　　但是，面對兒子不可克制的游戲癮和身不由己地往網吧里鉆的行為，這份“君子協議”如同一紙空文，家長所有的苦口婆心和循循善誘都毫無作用，張世鵑看到，在那些大大小小的網吧里，老板的服務周到細致，食品、飲料、床、被褥一應俱全。孩子們在網吧里通宵達旦，夜以繼日沉迷網中正是老板們求之不得的。

　　面對網吧的誘惑，眼見兒子一步步的沉淪下去，張世鵑心里既絕望，又悲哀，她說：“我們家長個人的力量渺小得微不足道，這就如同一場力量懸殊的拔河比賽，兒子的一只手臂在我們家長的手中，另一只手臂則在一個組織強大的對手手中，我們似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孩子被那只罪惡的黑手拉過去，從我們眼前消失。”

　　張世鵑的遭遇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同情，張世鵑的感受，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數十位與她有著相同境遇的家長主動與她聯系，他們希望大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如同毒品一樣的電子游戲。一些社會學研究者和企業界人士表示愿意出錢出力，共同想辦法來解決這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

　　剛過不惑之年的張世鵑告訴記者，她現在產生了一個新的想法，從現在的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專門從事幫助中小學生離開網吧，返回課堂和家庭的社會性工作。她非常嚴肅地對記者說：“如果我們現在不付出一點代價的話，那幺，將來我們早晚會付出更加慘重的代價。而且真正到了那一天，可能一切都晚了。”(《中國婦女報》2002年4月10日，記者侯建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