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在今年3月中旬的“美臺防御高峰會”上，臺灣“國防部長”湯曜明等軍方領導人就防務合作等議題同美方進行了磋商。會議期間，臺灣軍方還“委婉”地向美方提出了相當規模的軍購需求，其中一項關于采購MH—53E“海龍”(Sea Dragon)掃雷直升機的意向頗為引人注目。

　　西方最大型號的直升機

　　目前臺灣每年對外海運量近2億噸，其中絕大部分由高雄、基隆、花蓮、蘇澳等幾個重要港口承擔，因此海上交通線的暢通與否對臺灣來講是生死攸關的。臺灣四周海域水深多在50—60米之間，容易大規模布雷，特別是臺灣東部的花蓮、蘇澳兩個港口，由于其面向廣闊的太平洋，實施兵力封鎖難度較大，而遭遇密集的水雷陣封鎖的可能性更大。臺灣軍方對此也有著清醒的認識，因而加強臺灣外海的掃雷能力、打破海上封鎖，成為臺灣海軍近年來大力發展的一個重點。“海龍”直升機是美國海軍現役的主戰掃雷裝備，主要用來執行海上掃雷任務，可從航母、戰艦或是陸地等多種平臺起飛，而且由于其功率強大，負載量多，亦可用來進行海上運輸。此外，“海龍”還可用來實施海上搜救、戰場撤運等多種任務。“海龍”由美國斯考諾斯基飛機公司制造，是目前西方國家軍隊裝備的最大型號的直升機。它是由CH—53“海上種馬”運輸直升機發展而來，但其航程和載重量都有所增加。“海龍”最多可以搭載55名士兵或16噸貨物飛行50海里，如果載重不超過10噸，它的航程能夠達到500海里。“海龍”還裝備有多種水雷探測和清除設備，如MK—105水雷探測器、ASQ—14旁側掃描雷達、MK—103機械掃雷裝置等。

　　妄想建設海空掃雷體系

　　實際上，早在臺灣當局向美方提出引進“海龍”直升機之前，臺海軍已經開始著手多方提高其反水雷作戰能力了。早在90年代初期，臺灣當局就曾向德國采購4艘現代化的獵雷艦。1991年7月12日，4艘“MWW50”型獵雷艦“永豐”、“永嘉”、“永定”、“永順”號正式在臺灣海軍左營基地服役，成為臺灣海軍一支現代化的掃雷力量。這4艘艦與另外4艘美制永陽級MSO遠洋掃雷艦共同組成236戰隊，隸屬于192艦隊(水雷艦隊)管轄，主要擔負臺灣幾個重點港口外圍和海上交通線的水雷清掃任務。這4艘獵雷艦由德國的公司設計制造，當時每艘的造價約近1億馬克，是臺灣海軍最先進的獵雷艦艇。獵雷艦除了配備高科技搜索雷達、主動式水下聲吶外，最特殊之處便在于配備俗稱“企鵝”的PB3水下處理器，可用遙控方式進行水下監視及掃雷行動，使掃雷安全性大幅提升。

　　今年2月5日，為檢驗臺灣海軍的反封鎖作戰能力，臺當局還在左營軍港首次組織了專項的掃雷作戰演習。從臺軍反封鎖作戰演習預案來看，臺海軍掃雷方式通常有單艦掃雷和多艦掃雷兩種，一般區域采取單艦掃雷，重點航道采取多艦掃雷，并可以得到掃雷直升機的密切配合。

　　此次臺灣軍方之所以對“海龍”直升機頗感興趣，原因還在于美制的掃雷直升機易于同臺灣海軍先前購進的德制獵雷艦共同組成聯合掃雷體系，從而提升臺灣海軍的反水雷、反封鎖能力。

　　水雷成為臺軍“克星”

　　水雷緣何能夠有效實施封鎖，成為臺灣海軍的“克星”呢？這是與水雷自身的特點密不可分的。

　　首先，水雷武器易布難掃。水雷對布設平臺沒有特殊的要求，水面艦艇、潛艇、飛機、商船甚至舢板均可用于布雷，而其一旦被布設到水中就成為“水中蛟龍”。它深藏于水中，可充分憑借海洋環境所提供的屏障隱蔽自己，很難被掃除。美國海軍認為：“現有的高技術武器還不能有把握地對付水雷這樣簡單的武器，發現和掃除水雷始終令人頭痛。”在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紅海水雷事件”中，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海上漂浮的100余枚水雷就使14個國家的19艘商船在蘇伊士運河至曼德海峽海域被炸傷。為保持運河的暢通，當時美、英、法、意、蘇聯等國共出動40余艘掃雷艦和7架掃雷直升機奮戰60余天，結果也未收到什么效果。

　　其次，水雷具有強大的心理威懾作用。1987年伊朗在海灣僅隱蔽布設了100余枚老式錨雷，就使24萬平方公里的海域一度成了“最危險的海洋”，使船員們談雷色變，稱霍爾木茲海峽為“死亡走廊”。

　　再次，水雷能有效奪取制海權。朝鮮戰爭期間，朝鮮人民軍僅在元山港附近布設了3000枚水雷，便把美海軍250余艘艦船所組成的強大艦隊拒之于元山港外，使之不敢越雷池半步。

　　隨著技術的發展，目前水雷武器已步入了系列化、現代化，已經或正在與微電子技術、魚雷、火箭和導彈等技術相結合，出現了具有機動性和自動追蹤目標能力的水雷。水雷正在逐漸成為海上高技術武器的克星。因而無論是從德國采購的現代化獵雷艦，還是準備引進的美國MH—53E“海龍”掃雷直升機，其處置水雷的能力都將是很有限的。

　　(自《環球時報》2002年04月04日第十三版，原題《懼怕水雷封鎖港口 企圖搭建兩道屏障——臺灣想買美國掃雷機》，作者：劉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