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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奇遇

　　生活的軌跡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改變了。

　　南京。1997年5月的一天早晨，黃忠像往常一樣，在離家不遠的和平公園散步。這時，一個拎著大包、風塵仆仆的中年婦女走到了黃忠跟前，中年婦女放下手中的包，騰出手來捋了把汗，操著一口鄉音很重的普通話向他問路：“老師傅，往中華門怎么走？”黃忠熱情地給她指了路，告訴她怎么坐車，又見她拎的包十分沉重，就想幫忙搭個手，送她到車站。中年婦女很是感激，卻不再急著走路，沒話找話地跟黃忠攀談起來。她說自己名叫余萍，老家在湖北省陽新縣洋港鎮，是個苦命女人。前幾年離了婚，一人拉扯三個孩子，大兒子去年考入保定的華北電力大學，家里生活更為艱難，所以到南京來打工。聽說中華門附近有個勞務市場，這便去撞撞運氣。說著，她拿出離婚證及兒子在大學里寫給她的信。

　　黃忠不由得打量她一番。這個叫余萍的農婦長得中等身材，皮膚稍黑，眼睛挺大，透著一種農村人少有的機靈。他接過信后一看，果真是她兒子從保定寄來的。信中一再強調，因為學費問題，很可能面臨輟學，字里行間透出非常焦慮的心情。黃忠看到這里，心頭一陣酸楚。黃忠也是農村出來的，有過艱辛的求學經歷，深知農村家庭培養一個大學生是多么的不易，所以他動了惻隱之心，產生了資助余萍兒子讀書的念頭。他安慰余萍說：“我家的經濟條件還不錯，我回去跟老伴商量一下，想辦法幫幫你，資助你兒子讀完大學。”

　　酒后“重婚”

　　余萍自然是千恩萬謝，說自己遇上貴人了。交談中，余萍說她租住的地方離這里不遠。黃忠也將自己和家里的大致情況告訴了余萍。黃忠退休前在某重點中學任教導主任，高級教師。其妻張蘭在某科技雜志社任副編審，兩個兒子一個在美國留學，一個在金融機構工作。雙方約定改日還在和平公園見面。

　　回家后，黃忠跟老伴商量后決定，每月從退休金中省下一點錢，幫助余萍兒子求學。

　　第二天，黃忠即興沖沖地趕到公園，但余萍卻沒有如約而至。以后的幾天，她也不見蹤影。正當他快要把這事拋到腦后的時候，余萍又出現在公園里。聽說黃忠的老伴同意資助，余萍顯得非常高興，她請黃忠趕快兌現，以解兒子的燃眉之急。因為黃忠身上當時并未帶錢，他就將余萍領到家里。張蘭拿出500元交到余萍手上，并對她說：“你家的事，老黃已同我商量過了，我們決定每學期資助你兒子1000元。這些錢，我們以后會分批寄到你兒子的學校。”

　　一個多月后，余萍第二次來到黃家。當時，家里只有張蘭一個人。余萍說了一番感激的話，提出想拿一張黃忠的照片，說是兒子來信要的，想認認恩人。張蘭見推辭不過，就找了張黃忠在杭州靈隱寺的單人照給她。

　　余萍再次失蹤了。大約三四個月，她沒有在和平公園露面。黃忠打聽不到她在南京的住址，也就不再理會。

　　直到1997年9月的一天，余萍又突然出現在和平公園。黃忠見她面容消瘦、神情憂郁，便關切地問她最近干什么去了。余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黃忠的再三追問下，余萍才為難地說，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好去賣淫，被警察抓住，送到收容所，前兩天剛放出來。說完痛哭流涕。

　　黃忠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搖頭嘆息道：“你……你呀，什么事不好干，怎么能干這種下三濫的事？”

　　余萍哽咽道：“你說我能干什么？實在沒辦法呀……我后悔死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見余萍孤獨無助、淚水漣漣的樣子，黃忠說：“這樣吧，我退休后，有家外資公司聘我當業務顧問，有時幫人家做點事情，你先跟我跑跑，看能不能在這方面發展。”余萍喜出望外：“黃老師，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此后，黃忠和同事幾次把余萍帶到山東及安徽等地聯系業務。然而余萍對業務一竅不通，且實在上不了臺面(諸如在酒席上把好煙一把裝進自己的衣袋等等)，讓黃忠頗為尷尬。最終，黃忠為她謀一份職業的想法只好作罷。

　　黃忠擔心余萍生活無著，又會重蹈覆轍，便產生了幫人幫到底的想法。余萍原來在家鄉時跟前夫開過一個小餐館，曾想過在南京開個小飯店謀生，但苦于沒有資金。她說如果開飯店的話，南京有個當警察的表哥也可以幫她。

　　黃忠瞞著張蘭取出自己的1萬元住房公積金，允諾借給余萍開飯店。

　　1998年春節，余萍回湖北老家過年去了，她介紹的表哥突然打來電話，約黃忠去看看飯店的籌備情況。在南京中央門車站附近，戴著“大蓋帽”的表哥領著黃忠參觀了一個正在裝修的飯店，說這就是余萍和他合伙開的，現在正是用錢的時候，叫黃忠盡快拿出1萬元錢。

　　黃忠正準備送錢給“大蓋帽”的時候，卻意外地接到余萍打來的電話，說她已回到南京，想找黃忠談談開飯店的事。當她得知“表哥”的舉動后，氣憤地說：“他不是我表哥，他是騙錢的，他以前對我有恩，所以我認他做表哥。”

　　此后，余萍說想回陽新開飯店，在鎮政府工作的舅舅打算與他合作，只要把飯店開起來，一定能夠生意興隆。黃忠以為，余萍是真想走一條勞動致富的道路，自己也不枉做一件功德圓滿的好事。于是他毫不猶豫地將1萬元錢交給了余萍。

　　1998年6月8日，余萍登門向張蘭提出，想請黃忠隨她一同到陽新縣，指導她與舅舅合伙開飯店。張蘭出于熱心，也沒有細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余萍便帶著黃忠一起去了陽新。走了幾天后，黃忠也沒來個音信。張蘭便有些著急，按照余萍留下的號碼，往陽新縣打了數次電話，可沒有一次能找到黃忠。

　　且說黃忠隨余萍到陽新后，當天晚上，本想尋旅館住下，卻被余萍勸住了。她說外面住宿費太貴，沒有必要，不如就住在她家里，有空房的。黃忠不便推辭。晚飯時，余萍特地拿出家鄉釀制的白酒招待黃忠。在美酒的刺激下，42歲的余萍顯得媚態十足、格外動人。黃忠沒什么酒量，沒喝多少，就已醉得不省人事……等他醒來時，不禁嚇出一身冷汗。原來余萍赤身裸體地同他躺在一張床上。

　　在余萍的百般安慰和曲意迎合下，黃忠失去了應有的理智，與之發生了性關系。此后的幾天，他一直處于進退兩難之間。想走，余萍執意挽留，而且“生米已煮成熟飯”，遲走和早走已無本質區別。可留在這里一天，心里就多受一天的煎熬。這天早晨，余萍慌慌張張地從外面跑回來，說鄰居跟她不和，要到派出所告他倆賣淫嫖娼。黃忠一聽這話，頓時慌作一團，不知如何是好。若是這件事情被捅出去，他這張老臉往哪里擱啊！此時，余萍提出一個計劃，讓黃忠扮作她從南京領回來的新夫婿。她說自己的舅舅在鎮政府工作，還有個侄兒是村支書，讓他們幫忙弄個結婚證，即使派出所來檢查，也能對付過去。

　　余萍的主意盡管荒唐，但驚惶失措的黃忠還是同意了。在余萍的安排下，黃忠利用一張原單位的信箋，寫了個已喪偶的證明，余萍花了200元錢刻了個假公章蓋上去。兩人又照了張合影，余萍當天便到鎮上把結婚證領了回來。第二天，黃忠慌忙離開那是非之地，動身趕回南京。

　　慘遭蛇咬

　　黃忠回家后，生活一度恢復平靜。他以為，那荒唐的一切都已成為過去。

　　2000年7月，余萍的兒子大學畢業，黃忠老倆口對他的資助也就順理成章地結束了。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余萍約黃忠見面，兇相畢露，拿出“結婚證”威脅說：要么拿10萬塊錢和一套房子，否則告他重婚罪，讓他坐牢。

　　黃忠向老伴坦白了一切。張蘭聽后又驚又氣，她本來就體質虛弱，一氣病倒住進了醫院。黃忠深感自責，日夜看護著老伴，反復向老伴認錯，終于得到老伴的寬恕和諒解。老倆口達成共識，對余萍的無理要求堅決予以拒絕。

　　之后，余萍的糾纏騷擾開始逐步升級。

　　一個男人打電話給黃忠惡狠狠地說：“交10萬元錢，保你一條命，若舍不得錢，打斷你一條腿，叫你一瘸一拐到終生。”一次，黃忠在中華門無意中碰見了余萍，嚇得低著頭欲逃走。余萍發現后，上前堵住黃忠，搜出他身上僅有的100元錢，并搶走他的老年證，揚長而去。

　　2001年1月17日，余萍帶著一個光頭男人到黃忠家所在的宿舍樓，到處張貼黃忠與余萍的結婚證復印件和寫滿恐嚇言辭的“小字報”，揚言不交出10萬元錢，就殺死黃的兒子，用雷管炸房子等等，并在樓道里大聲叫嚷：“我是黃忠的小老婆，他就該管我到死！”此時，黃忠正陪張蘭在上海住院治病。余萍這一鬧騰，害得左鄰右舍膽顫心驚，宿舍大院滿城風雨，驚動了轄區派出所和老倆口的所在單位。黃忠的小兒子得知此事后，更是氣憤異常，急忙打電話將父母從上海叫了回來。

　　1月21日，一個自稱是律師的邰某上門威脅，要黃忠“私了”此事，“最后期限是今年5月1日”。并逼著黃忠支付了當天晚上的“差旅費”300元。

　　最讓黃忠傷心的是，余萍被資助的兒子不僅沒有說一聲謝謝，還打電話來，叫黃忠滿足他母親的要求，讓她能夠“心理平衡”。

　　黃忠萬般無奈，向南京市司法部門作了詳細申訴。有關方面經過調查核實，宣布黃忠、余萍婚姻關系無效。

　　余萍見敲詐不成，以受害人的身份，狀告黃忠犯有重婚罪，請求追究其刑事責任，賠償精神損失費5萬元。

　　鑒于黃忠與余萍領取了結婚證，已構成重婚的事實；同時有證人證詞表明，余萍在與黃忠領取結婚證前，亦明知其有配偶。法院建議雙方息事寧人，達成和解，以避免追究刑事責任，造成兩敗俱傷。

　　2001年8月24日，經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調解，黃忠和余萍達成和解協議，黃忠付給余萍4萬元和解金，余萍則自愿撤訴。接著，張蘭訴余萍一案也自愿撤訴。

　　余萍要錢的目的達到了，黃忠則避免了一場牢獄之災。但是，這個當代“農夫與蛇”的故事，引人深省。(李建軍)

　　摘自：《法制月刊》200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