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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和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作為當時最高學府和第一所國立綜合大學的京師大學堂當然也受到極大震動。盡管清政府學部故作鎮靜，于10月13日通知京師大學堂：武昌事起，風聞很多，其實各省有事之說皆系謠傳，各省官電均稱安靜，即使武昌之亂事當可日掃平；并命令大學堂師生照常上課，“慎勿輕聽浮言，致滋紛擾。”然而，武昌革命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勢，不可阻擋，京師大學堂也人心離散，無法上課，不少學生、教員紛紛離校回籍。11月26日，清政府任命勞乃宣為京師大學堂總監督，但僅過一個月，他就托病請假，并報告學部：學校無法上課，只得遣散學生，暫行停辦。至此，京師大學堂實際已處于癱瘓狀態，部分學生回鄉投入了辛亥革命洪流，有的參與各地革命宣傳和省議會、都督府工作。1912年1月3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2月25日，臨時大總統下令嚴復署理京師大學堂總監督。1912年5月3日，中華民國教育部呈報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提議將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大學校校長，并請大總統任命原總監督兼文科學長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長，當天經袁世凱批準并發布臨時大總統令正式任命。

　　關于改名北京大學校以后重新開學的日期，過去《北大校史》和《北大紀事》均無明確記載。經查，當時的《教育雜志》第4卷第3號刊登了北京大學通告，稱“本校規定陽歷5月15日重新開學”。第4號還具體報道了1912年5月15日北大開學典禮的盛況，嚴復校長、蔡元培教育部長和外國教師代表都講了話。

　　1912年孫中山和梁啟超赴北大講演

　　1912年京師大學堂雖然改名為北京大學校，但北大師生此前還很少能聽到關于民主和革命學說的宣傳。而就在這一年，中國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兩位領袖人物孫中山和梁啟超曾先后對北大師生發表過長篇精彩演說，內容深刻精辟，給當時北大師生很大啟發和教育，這也是過去民國史和北大校史上很少提及的。

　　1912年8月，孫中山應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之邀北上共商國事，孫中山在京期間除與袁會談外，還出席各種集會，發表演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和建國方略。8月30日，北京大學師生等北京學界二千多人在湖廣會館集會，隆重歡迎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出席大會并發表了重要講演。孫中山首先指出：“此項革命成功，多賴學界之力，以后各種建設，尤賴全國學界合力進行，方能成功。”他強調，“學問為立國之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孫中山指出學生學習目的“乃期為全國人民負責任，非為一已攘利權”，“當用其學問為平民謀幸福，為國家圖富強”。專制時代學生學成以后輔助君主，欺辱平民；而民主共和時代學生將來即“政治之工人，社會上之公仆”。實際上闡述了民國教育的宗旨，使北大師生大受教育和鼓舞，“到會者至為振奮，鼓掌之聲不絕。”

　　梁啟超自1898年戊戌維新失敗后一直流亡國外，直到1912年10月初才回國。10月31日下午，他到北京大學出席北大師生歡迎會并作講演。他認為大學的宗旨應是“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以貢獻世界之文明”。“學問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國之大學即為一國文明幸福之根源。”他還闡發了大學的精神，批判了讀書做官論和不良學風。

　　首任校長嚴復對北京大學的貢獻

　　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嚴復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擔任北大校長時間雖不長，僅半年左右，卻為維持和改革北大歷盡艱辛，功不可沒。他被任命為校長后深感責任重大，表示要“痛自策勵，期無負所學，不怍國民，至其他利害，誠不暇計”。可是他面臨的是重重困難、矛盾和種種壓力、打擊。

　　首先是經費困難。武昌起義后清政府就不再給京師大學堂撥發經費。嚴復千方百計于1912年4月7日向華俄道勝銀行借到7萬兩銀子，才使北京大學能在5月15日開學上課。但到秋季開學前經費又無著落，各國銀行均不肯貸款。8月26日好不容易向華比銀行借到20萬兩，才使北大維持下去。民國初年因財政困難，財政部、教育部曾下令各機關官員和教職員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暫支60元”，嚴復對此加以抗爭，指出學校教職員薪水是以授課鐘點多少決定，不能一律降低拉平，除了自己作為校長自愿降薪至60元外，應保持北大其他教職員的原有待遇。

　　更嚴重的考驗是教育部在7月初以所謂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經費困難為理由提出停辦北京大學之議，嚴復向教育部上《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抄件現藏北大檔案館)，據理力爭，從辦學宗旨、學生程度、普及與提高、中外比較、經費等角度加以陳述。他指出，北京大學不僅要造就專門人才，而且兼有“保存一切高尚之學術，以崇國家之文化”的宗旨，如果停辦北大，“中國大學將永無提高之一日”。嚴復的說帖鏗鏘有力，義正詞嚴，可謂北大校史上一篇珍貴文獻，接著，他又呈上一份《分科大學改良辦法說帖》(藏北大檔案館)，提出若干條北大改革方案，很有遠見卓識。教育部接到嚴復這兩份說帖后，雖然聲明“解散之事，全屬子虛”，但又在7月7日下達了北京大學結束辦法九條，要求學生提前畢業，本年一律不招新生等，實際仍是變相停辦。在嚴復校長和北大師生的抗爭和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教育部不得不取消了結束辦法。在8月9日舉行的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上也討論了北京大學應否續辦問題，停辦北大之議被否決。此事不僅關系到北大的存亡絕續，而且對中國近現代文化、教育、科學以及革命的發展也具有重大影響，很難設想如果北大真的被停辦，中國近現代的歷史會如何改寫。

　　在種種外來壓力和內心矛盾之下，嚴復終于在1912年10月7日正式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正如他自己所說：“其原因復雜，難以一二語盡也。”

　　學生風潮與抵制合并

　　民國初年是一個政治和社會十分動蕩，充滿著各種復雜的矛盾和斗爭的年代，這種動蕩反映到教育界，僅僅1912—1913兩年間，教育總長(部長或代部長)就換了六任，而北京大學則是四易校長，三起學潮，兩次遭停辦、裁并之危。

　　嚴復辭職后，袁世凱任命章士釗為北大校長，北大曾發生挽留嚴復與反章的學生風潮。章士釗推辭，“遲不赴任”，故又任命馬良(馬相伯)為代理校長。馬良因向比國銀行貸款，以學校地產為抵押被學生指責為“盜賣校產”而辭職。民初北大最大一次學潮是1913年初何時任校長后，宣布預科畢業生必須經過入學考試才能進入本科，引起預科學生抗議并找校長辯論。由于校方對學生失于疏導，強行貫徹，學生又到教育部和國會請愿，最后校方開除了8名學生，并暫時解散預科才把這次學潮壓制下去。學潮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學生思想解放，追求民主、平等，維護自身權益的傾向，還有校方處理不當，失于疏導以及社會上政黨派系之爭和新聞輿論的影響。

　　1913年暑假，北京大學在北京、上海、漢口等地大規模招生，預定于9月25日開學。不料9月23日突然接到教育部函，命暫緩開學并約校長次日到部面談。新任教育總長汪大燮竟以北大“費用過多，風紀不正，學生程度尚低”為理由，擬將北京大學暫行停辦，北大再次面臨生死關頭。這也與袁世凱政府加強專制統治與教育部企圖緊縮經費有關。校長何時9月27日在給大總統的呈文中堅決反對停辦，他指出：“國家設立大學，實振興教育之總鍵，陶冶人材之巨爐。”如果為節省經費而停辦中國唯一的國立大學，“致使莘莘學子依賴外人”，不但有失國體，而且使教育實權旁落，足以“貽笑友邦”，“觖失民望”。在何校長和北大師生強烈反對下，汪大燮只好表示“并無撤廢之心”，但又提出將北京大學合并到天津北洋大學，仍是變相取消北大，故又遭到北大師生、校友以及國會議員、社會輿論的反對。在北大師生的堅決斗爭下，教育部不得不暫停裁撤北大的行動。北京大學本科于1913年10月13日開學，但何時校長卻被迫于11月5日辭職。1914年1月8日，大總統任命工科學長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學校長。

　　北大師生的反袁斗爭和新思想的萌芽

　　以往有些論者為了強調蔡元培任校長后北京大學的革新，往往把此前的北大說得陳舊腐敗不堪，實際上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民國初年北京大學出現的一些變革和北大師生的反袁斗爭與新思想的萌芽，已為蔡元培改造北大和日后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搖籃，提供了一些條件和準備。

　　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辦學宗旨是從京師大學堂的“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奏定章程)向“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民需要”(民國《大學令》)轉變，猛烈沖擊了忠君、尊孔、讀書做官的封建傳統。在學科和課程設置上，北大廢除了經科，提倡東西方哲學、中外史地文學“兼收并蓄、廣納眾流”，也打破了獨尊儒學的封建思想桎梏。在教師隊伍建設上陸續招聘和引進了一批國外留學歸來有真才實學的中青年學者來校任教，提高了北大教師隊伍的素質和學術水平。尤其在1913年至1915年，陸續聘任了一批從日本留學回來、傾向于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到北大文科任教，如馬裕藻、朱希祖、黃侃、沈兼士、錢玄同、馬敘倫、沈尹默等人，不僅改變了桐城古文派舊學者主宰北大文科的狀況，而且帶來了新思想的萌芽和新的治學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們也都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獨裁。

　　1915年袁世凱為實現其復辟帝制企圖，曾竭力拉攏和收買北京大學的校長和教授。他封胡仁源校長為“中大夫”，授予北大一批教授嘉禾章，其子袁克定又派人勸說胡校長“率大學諸教授勸進”，均遭到胡仁源校長和北大教授們的嚴詞拒絕。馬敘倫教授為強烈抗議袁世凱上演洪憲復辟丑劇，毅然辭去北大教授職務并憤然離京，被當時報紙稱為“掛冠教授”。日后，又正是馬敘倫、沈尹默等浙江籍教授大力建議聘請蔡元培任北大校長。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大校長，終于開創了北大歷史的新階段。(王曉秋)

　　摘自：光明日報2001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