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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792年馬嘎爾尼訪華失敗，到今天加入WTO，竟然還是這8個字：“自由貿易，協定關稅。”為了選擇一種優秀的制度，中國在200多年里走出了一個“之”字！

　　這一歷史單元長達210年。我只能嘗試以最簡略的方式，交代我對這一歷史單元的基本理解，即：兩個對子，四個國家，中國在這其間走過了一個“之”字形。

　　兩個對子的交接

　　所謂兩個對子、四個國家，是從近代社會制度試驗與政治文化的類型對比而言：英美為一對，法俄為另一對，雙峰對峙，二水長流。

　　我不認為從1945年5月12日邱吉爾致杜魯門電報第一次說到“一道鐵幕在俄國那一邊落下”，到1989年蘇東巨變這一所謂的“冷戰時代”有多么了不起。除了意識形態符號上有一點獨特色彩，它并不具有獨立于前后歷史的內容，相反，我認為，所謂“冷戰時代”只不過是上述歷史單元中一個距離我們最近的發展階段。

　　與其關心那些意識形態符號，不如看一看另一個富有戲劇性的內容：這兩個對子中的“傳棒”與“接棒”，都是在戰場上分別完成。1783年，英國在戰場上失敗，卻把政治傳統的接力棒傳給了它的對手美國，后者把前者開辟的憲政方向推向深遠，制度文明走得更遠。

　　無獨有偶，1812年，法國革命的最后階段拿破侖帝國，也是被沙俄領頭的反法聯盟打敗的。就在沙俄軍隊占領巴黎期間，哥薩克騎兵席天幕地，放馬香榭麗舍大街，這支軍隊中的青年軍官則為法國革命的炫目色彩所激動，尋訪讓·雅克·盧梭的浪漫遺跡，下馬接受被占領國政治文化的洗禮。再加上此前彼得大帝改革，強迫俄國脫亞入歐，實際上是脫亞入“法”。這樣的俄國在戰場上打敗了那樣的法國，實際上是打敗自己的精神之母，就此接過后者在政治上的接力棒激進革命傳統。1812年的勝利者回國不久，果然發動俄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革命運動————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此后前仆后繼的俄國革命，基本上是法國革命的后延，都是把自己的事業視為法國革命的接力賽。

　　世界歷史如此相反相成，富于戲劇性，可能超過生活于這一歷史單元內所有文人的藝術想象之總和。馬克思曾說：“只有世界史才是最偉大的詩人。”誠哉斯言！

　　最早發現英法對峙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不是我，而是法國人托克維爾。150年前，托克維爾就發現英法兩國相互在暗中偷窺，悄悄較勁，他們之間的分歧，將決定此后文明的命運。我只不過順此思路，發現還有后來一幕，即他們的接班人都是戰場上的對手，他們是在戰敗時把手里的歷史大棒傳給了勝利者。那么，這兩根棒子有哪些不同呢？

　　兩個對子的不同之處

　　通俗地說，問題可能從人性基本假設開始。英美這邊要暗淡得多，具備所謂“歷史的幽暗意識”。他們至多只能想到這一步：“因為人性是邪惡的，所以，民主是必需的；因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那一塊，他們不敢碰，更不敢設想能去兜底翻，以道德運動或文化革命刷新之，徹底改造之。他們至多只敢在制度層面用心，鋪陳“繁文縟節”，以監督掌權者人性之惡。

　　法俄這一邊，有多少只浪漫的熱眼，緊盯著人心中柔軟的這一塊，就有多少只“看得見的手”伸進去大膽攪動。“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最后都是“敢教靈魂換新天”。人性既能至善，人間也就能建天堂。倘若建設人間天堂的革命進程遭到阻抗，則阻力必來自最終根源人性中私心之蒙蔽。

　　英國在革命前只有一個弱啟蒙啟蒙人的理性，是為了認識人之理性局限，人之本性無奈；美國革命之前則幾乎無啟蒙，1787年憲法并不是來自革命前的啟蒙成果、國民性之改造，而是建立在承認并肯定社會各階層利益分殊，在此基礎上摸索黃仁宇所謂“在數字化上的管理”。

　　而法國革命則不然，之前不僅有強啟蒙，而且是長啟蒙，啟蒙是為了認識理性之無限，人性之至善。這就注定英美革命不浪漫，無審美，充滿妥協，尤其是它那有限革命論，從不敢有革命崇拜：不得已政治革命，則盡可能不觸發社會革命，已經進入社會革命，則萬萬不能深入至文化革命，革靈魂深處的命。英國革命以“宗教容忍法”結束，所謂“宗教容忍”，在那個時代幾乎是“精神自由”的同意語。美國革命則在憲法中規定人的精神狀態是公民的基本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徹頭徹尾的政教分離，政不歸咎于教，教不歸結于政。人心中最為柔軟的那一塊，“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法俄則不在制度層面用力，而是繞過制度，直逼人性，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最后一幕總要有文化革命，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不殺靈魂不剎戲”。早在我們中國“文化革命”之前，他們已經搞過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如公元1794年，法國人把他們的雅各賓專政的深入發展，即稱為“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斷頭臺瘋狂起落，羅伯斯庇爾論證說：“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本·拉丹應該感謝法國政治文化，早在200年前就準備好如此對稱的理論表述，足夠他今日受用。我們所熟悉的“文化革命”各類劇目，兩百年前的法國都已試過：包括改人名、地名，甚至撲克紙上四個花牌的稱呼，都有過革命化的改名。

　　世界1與世界2失之交臂

　　幾乎與法國人轟轟烈烈搞文化革命的同時，英國人派出一個貿易代表團————即1792年馬嘎爾尼使團———訪問中國。后者之歷史意義，不亞于前者，但是被法國革命的奪目烈焰遮蔽。馬嘎爾尼訪華，卑之無甚高論，也就是今天我們討論WTO時耳熟能詳的八個字：“自由貿易，協定關稅。”乾隆拒絕這八個字，是因為外夷不肯行雙膝下跪大禮，“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天朝體系和英國人開始搞的條約體系，是當時東西方兩個“世界體系”。世界2要求貿易自由，協定關稅，世界1則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雞同鴨講，云里霧里。馬嘎爾尼退讓，但只能以單腿下跪為限。也不知道是少跪了哪一條腿，總之是鎩羽而歸，而中國則與當時正處于雛形的“WTO”失之交臂。

　　乾隆“圣恩眷隆”，只看重使團中最小的一個成員11歲的斯通，曾把這個虬發碧眼的西崽喚上龍膝撫弄，驚異不已。48年后，斯通參加英國議會有關是否與中國開戰的投票，毫不猶豫投下了贊成票。他的理由是：中國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聽得懂炮艦的語言。從此有了令中國屈辱不已的鴉片戰爭。

　　清華大學歷史系前主任蔣廷黻總結這一段歷史，言簡意賅：“1840年以前是我們對人家不公正，1840年以后是人家對我們不公正。”世界1和世界2，其實也如幼兒園里的蹺蹺板，總是一頭高一頭低，二百年擺不平。

　　中國的“之”字形道路

　　中國因此而落后，因落后而追趕，所幸方向還沒有選錯。馬嘎爾尼此一事件，不亞于中國二十五史中的改朝換代。它給近代中國破題，是“之”字形上面的那一點。“一點”之后的“一橫”是徐繼畬、林則徐開筆，所謂“開筆”，也就是開眼正視而不是側目俯視那個世界2。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中國人基本上是以英美為師，曰船堅炮利，則以小農經濟參加世界軍備競賽，居然也能弄成“遠東第一艦隊”北洋水師；曰政制改塑，也能建立“遠東第一共和”“驅逐韃虜，建立合眾政府”。這兩項成就，是那“一橫”里的基本內容，當時超過日本，今天也不遜于我們這些后輩。

　　這“一橫”里也有隱患。隱患多多，首推政制老邁，雖改制亦難起步。今日或可說其二：作為文化大國，這一國家的文化資源尤其是文學資源過剩，自然向文學之外漫溢，以文化或者干脆以文學問政，不耐制度層面的積累和堅持，將初創共和起步階段的一時曲折歸咎于人心蒙蔽，逐漸發生文化決定論，產生文化革命的沖動。始作俑者可能要數梁啟超，所謂以小說改造人心，以人心改造政制，一害小說，二害人心，三害政制；繼起者有胡適，“新文化運動”把注意力從政制轉向文化，悲情可憫，但也有糊涂處。

　　中國者，以文學思維問政之盧梭太多，以數學頭腦研制憲政之漢密爾頓太少。走到這個時候，它已經離法國的大門不遠了。故而陳寅恪在那時就說：“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習性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1992年版第7頁)

　　以文立國，中、法如出一轍。愿聞其詳者，可參閱托克維爾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編第一章，那一章起名也直白得可以：“到18世紀中葉，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一個很形而下的“原因”是：土壤里文化含量太高，文人過剩，除了談文化，什么都不會，于是只能在產生這一文化決定論的土壤上反噬文化，表面上是呼喚文化革命，強化文化之重要，實際上是強化他們的文化優勢。要這么多文人離開文化話題，那就無異于讓這么多人流離失所，誰也不忍心。

　　由此，中國一旦啟蒙，必然是強啟蒙、長啟蒙，而且總是觀念第一、人性改造第一、文化革命第一，然后變成革命文化第一。將這一歷史單元里中國發生的災難全部歸咎于文人好談文化，與基本史實不合。文人之外，還有多少強暴因素插入？當有更多文章可說。但是，從今日可以總結的內部教訓而言，以大文化小文學干政，或雖不是文學青年，總不脫以文化論政，以文學問政，則是不能回避的事實。法俄革命，其領袖階層中文學型小憤青之多，令洛克、漢密爾頓咋舌，也與其災難性后果成正比。但是若與中國相比，則屬小巫見大巫。

　　從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

　　“一橫”之下的那“一撇”，銳角急轉彎，發生于1919年。這一年巴黎和會上日本以退出國聯為要挾，威爾遜為此所動，將山東從德國交給日本，激起中國知識分子大轉向，難辭其咎。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同時亦為蘇俄空言“撤銷對中國一切不平等條約”所惑，則有其上述內部教訓。兩個國際因素，加一個內部因素，使中國一個急轉彎，從英美為師折向以俄為師。

　　這一“撇”之陡峻肅殺，以我之見，還不是別的，恰是從文化革命到“文化革命”！毛澤東是一個天才的軍事統帥、政治領袖。他在五四時期飽吸文化革命的空氣，晚年對人性改造有大膽播弄：“紅雨隨心翻作浪”，“六億神州盡舜堯”。至于“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催雨灑江天”，這個“世界”，當然是上述“世界2”，這個“熱風”，既與魯迅某一雜文集同名，也是他青年時代飽吸法俄政治文化的忠實比喻。

　　至于魯迅，我不贊成以輕薄的語氣談論，而想以敬惜之情討論。自謂心與魯迅相通的毛澤東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說錯。魯迅骨氣之硬，硬到當今魯學界無人望其項背。但是魯迅的“改造國民性”，則是我無論如何也難以同意的。國民性者，全體國人之性也。人性能改造，精神世界里還有什么事務不可以攪動，不可以“改造”？“改造”一詞，凡五十年代過來之人當會有特殊驚悚，記憶猶新。但幾乎所有人都忘記，人之“改造”，并不是新名詞，而是從五四以來就年年講、天天講、日日講的慣用詞。就這樣習焉不察，積非成是，為整個社會接受，這確實需要啟蒙。兩人都是以改造國民性為己任，而且都是因改造不成黯然西去。

　　如何走出那一“捺”

　　1976年打倒“四人幫”，結束了向左轉彎那一大“撇”，開始了一“撇”之下的這一“捺”，我們今天還生活在這一“捺”里。如果說，1976年的“一舉粉碎”，是在內政上結束那一“撇”，那么1979年的對越戰爭，則是在對外關系上結束那一“撇”。那場戰爭從其他角度看去，可以討論處甚多，但從今天我們所涉的角度看去，這一仗實在是非同小可，可惜至今還不在歷史學家的視野。是否能這樣說，沒有這一仗，就沒有此后的中美關系，沒有世界2與世界1的重新彌縫？

　　此后的中美關系，也就是中國與世界2，風雨飄搖，搖而未拔。我們今天生活在其中的這一“捺”，確實反映漢字的美學特征，逶迤多姿，“捺”出了那么多曲折波動。打引號的“文化革命”結束了，不打引號的文化革命還沒有結束。君不見，各種改造國民性的運動還時有沖動？各種來自法國的后現代文化小時令還在遮蔽應有的體制改變？更有多少文學青年，滿懷多少文學憤怒，正在文學之外頻頻涌動？他們的情緒，就是他們的主義。

　　中國政府首席談判官龍永圖曾在電視里慨嘆，他為了中國加入WTO，談了15年，頭發都談白了。WTO是應該加入的，而加入的方式與時機，也應該容得下各種可商可議。中國的啟蒙也是需要的，但首先需要啟蒙的，可能是哪一塊軟地方不能“啟蒙”，啟“不能啟”之“蒙”，啟“啟蒙者”之“蒙”。而在一個民族的歷史視野里，15年也不算太長，漫長的是1792年以來的210年。從馬嘎爾尼訪華失敗，到今天加入WTO，竟然還是這八個字：“自由貿易，協定關稅”，中國實在是一個磨煉人類耐心的好地方。

　　210年過去了，有一個官員談白了黑發頭，有一個民族等白了少年頭。為了選擇一種優秀的制度，中國在兩個對子、四個國家中走過了一個“之”字形！她能不能成為第五個國家，不結對，也能開出自己獨特的制度試驗呢？那就不是什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文化輪回了，恐怕首先是一個制度方向的選擇，走完今天這一“捺”。(朱學勤)

　　摘自：南方周末200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