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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州省安龍縣平樂鄉的鄉政府把輟學孩子的家長告上了法庭，法庭判令家長恢復孩子的學業。家長的官司輸了，孩子得以復學，可是未來的上學之路依然艱辛，前途渺茫。學校離家遠，出門便是山，孩子中午不能回家，沒飯吃，餓得直叫不想上學。做父母的，則更為來年的學費發愁。(2001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從經濟學的角度考察，家長們的選擇其實很理性：一是沒錢，孩子讀不起書；二是即使讀完小學初中，考上中專、大學的也寥寥無幾，到頭來還是回來“修地球”過苦日子，讀書不讀書還不一樣？三是上學之路充滿艱辛，孩子受苦受累，家長擔心。但既然被告上法庭，而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在眾鄉親面前丟臉，那也只好把孩子送到學校，可學費依然沒著沒落的。

　　鄉政府本來可以直接發通知處罰學生家長，然后申請法庭執行，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而是為了嚴格按法定程序進行，有針對性地精心選擇了三種起訴對象(有承受能力而不送子女上學的、超生戶、對女孩子上學有偏見的)，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更為簡單直接的行政命令來處理此事。我認為，僅此一點，鄉政府就有值得稱道的地方。

　　但是，我們換一個角度，如果那些真正交不起學費的家長們也依據同樣的法律，將鄉政府告上法庭，告鄉政府對義務教育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導致孩子們上不起學。那么，鄉政府是否也將面臨和眼前的家長們一樣的尷尬和無奈？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家長無奈，政府也無奈，難道，義務教育在貧困地區只能是個永遠解不開的死結？我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從報道的字里行間看到了打開這個結的關鍵。

　　報道說：平樂鄉是貴州省安龍縣最貧困的鄉鎮之一，去年鄉財政收入40萬元，赤字80萬元。用分管教育的副鄉長的話說是“典型的農業鄉，農民需要用一分錢都得賣糧食”；9月1日全鄉6所學校開學后統計，116名學生輟學；從今年起平樂鄉就已按照教育部和國家計委的要求，中小學收學費實行“一費制”，小學收費不超過60元，中學不超過115元，一些特困家庭還給予40%—80%不等的減免。

　　由此可知，解決116名輟學孩子的全部學費，按平均每人100元計，每學期不到1.2萬元！這個數字嚇了我一跳：這么少！百八十元對于一個寂鍋冷灶家徒四壁的農民家庭來說，可能是泰山壓頂一般沉重的負擔，可是1萬元對于一個鄉一級政府來說，難嗎？精簡一個人足矣！精簡一個干部，就能夠解決100多個人的輟學問題。而正是那些“要用一分錢都得賣糧食”的農民，卻每年為鄉政府貢獻了40萬元鄉財政收入，盡管如此，鄉政府還赤字80萬元。如果這80萬元最終不是由農民出，就必然要由上級政府轉移支付，這些錢如果用來辦教育，外加當地農民直接貢獻的40萬元，至少可以全包1萬多個孩子的全部學費。

　　教育窮孩子苦的根源，還是因為農民負擔過重，因為政府機構龐大人員臃腫！繞了一圈繞回這么個老問題上，真令人沮喪。我想起了一位學者的話：解決農民問題(當然它應該包括農村的義務教育問題、農民負擔過重問題、基層干群關系緊張尖銳等問題——作者注)的關鍵是要考慮政權從鄉村兩級撤出。事實上50多年前我國的政權建設就只設到縣一級。我想，這個設想如果沒有辦法一步到位，起碼目前已經開始探索的鄉鎮機構改革的步子應該邁得大一些快一些吧？(童大煥)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