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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談到俄羅斯，我們便闖進了辯論的激流。主義、道路、方向等等糾纏著每一個討論俄羅斯問題的人。確實，如果考慮到俄羅斯轉軌是90年代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那么，我們或許會認為進入這一激流是應當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可能避開這些辯論，我們只是說出我們自己的觀察。

　　選擇，是因為沒有選擇

　　2000年3月26日，普京擊敗對手當選俄羅斯總統。他的當選沒有引起轟動。當他1月份從葉利欽手中接過總統權力的時候，他的當選就已經成了定局。但是，人們對于這位“葉利欽的人”并沒有寄予太大的希望。人民之所以選擇他，原因并不在于信任他，而在于沒有別的人可以選擇——這是整個90年代俄羅斯的政治現實，人民對于葉利欽時代充滿了怨恨，但是，每當到了抉擇的關頭，就仍然不得不選擇葉利欽，葉利欽本人對于俄羅斯的這一悖論有著清晰的洞察。普京就是這樣作為“葉利欽的人”上臺執政的。

　　然而，一年之后，普京這位“葉利欽的人”卻成了俄羅斯的“新偶像”。有關調查表明，普京已成為10年來俄羅斯最受歡迎的人，他的肖像在俄書店里非常暢銷，他還是現今俄羅斯婦女眼中最性感的男人。即便是那些挑剔的政治學家也將他稱做“一個現代領袖”。短短一年間，他就用普京時代代替了葉利欽時代，后者已成為一個暗淡的影子，被埋進記憶的深處。

　　大多數觀察家都認為，普京在執政一年間的主要工作是清算了葉利欽時代的遺產，同葉利欽時代的積弊展開了全面的斗爭。有人據此認為，普京背叛了葉利欽，有人則認為，葉利欽看錯了人。筆者認為，這兩種說法都是錯誤的。在政權問題上的繼承關系不能被教條主義地理解為“蕭規曹隨”。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知道，他的繼承者從他那里接下來的往往不是成就而是“問題”，正是那些問題，構成了權力轉移的理由，對于一個真正的繼承者來說，首要的并不是如何維護前任的權威和怎么報答賦予他權力的人，而是抓住真正的問題，然后去解決那些問題。這樣他肯定就是一個“修正主義者”。“背叛論”、“看錯論”都沒有看到，葉利欽和普京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默契。當葉利欽辭職時，已經主動為普京的“背叛”準備好了條件。而普京也十分清楚葉利欽和俄羅斯所賦予他的使命。

　　早在葉利欽辭職的前一天，即1999年12月30日，普京就“相當巧合地”發表了一篇綱領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羅斯》，在該文中，普京規劃了俄羅斯的新任務。他認為，俄羅斯正在完成經濟和政治改革的第一個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俄羅斯開始走上了全人類都在走的主干道，即政治民主、市場經濟、言論自由等等。他接著指出，目前擺在俄羅斯面前的主要問題是：今后怎么辦？怎樣使新的市場機制全速運轉起來？怎樣才能消除社會上日益嚴重的思想和政治分裂？21世紀俄羅斯應在國際社會中占有什么地位？再過10年、15年俄羅斯希望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達到什么水平？俄羅斯的強項和弱項是什么？今天擁有什么樣的物質和精神資源？他提出，目前俄羅斯復興的關鍵就在于國家政治領域。“俄羅斯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體系，也應該擁有這樣一個政權體系。強有力的國家政權，這對俄羅斯是指一個民主、法制、有行為能力的聯邦國家。”綜觀普京一年來的作為，普京在基本原則上完全繼承了葉利欽時代確立起來的“改革成果”，同時，基于對俄羅斯第二步改革目標的判斷，他也無拘束地對葉利欽時代遺留下的問題進行修正。他上臺伊始，就把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政權作為執政期間的主要任務。普京一上臺就明確地確立了這個目標，沒有“實習期”通常有的猶豫和畏縮，在行動上十分堅決果斷，在執政一年的時候，在幾個重要方面，已經完成了部署，并取得了明顯的成果。總的印象是，普京執政一年，國家在幾個主要領域強化了進攻態勢，這幾個方面是：對大資本實施了“點打擊”以削弱它們對政權的挾持；對聯邦體制進行了改革，加強了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本文以普京如何處理與大資本的關系說明這一點。

　　對大資本實施“點打擊”

　　2000年6月13日，也就是普京當政幾周后，俄羅斯總檢察院拘留了古辛斯基，6月16日，又放了他。11月份，又發出了國際通緝令，西班牙警方于是逮捕了古辛斯基。這位古辛斯基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是橋新聞控股公司的首腦，旗下有獨立電視臺、莫斯科回聲電臺、《今日報》、《總結》雜志等。他的帝國被稱作“媒介-橋金融集團”，集金融、工業、媒體、安全保衛等于一體，是有名的七寡頭之一。1997年，“橋”銀行位居俄羅斯100家大銀行的第16位。拘留古辛斯基被看作是普京政權公開向寡頭“宣戰”。

　　而清算寡頭，究其實質，又是清算葉利欽的遺產。對這一點，古辛斯基本人說得最清楚。被釋放后，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他回憶起1996年總統競選時對葉利欽的支持，他說：“那時的確是我們幫助建立了一個新政權，現在它成熟了，反而試圖控制新聞媒體，而且是利用我們在1996年交給它的工具。”

　　俄羅斯總檢察院拘留他的理由是：古辛斯基涉嫌通過欺詐手段侵吞巨額國家財產。對古辛斯基的類似指控早在葉利欽當政時代就不斷傳出，比如，普里馬科夫辭職后不久，當時的總統辦公廳主任沃洛申就指責古辛斯基通過國家天然氣公司擔保得到國家貸款，沃洛申提醒古辛斯基，這些貸款是“國家貸款的潛在形式”。這些錢加在一起達8億美元，相當于國家天然氣公司半年上繳國家預算的數目。沃洛申當時說，這些錢古辛斯基已經還不上了。照這個說法，當時就可以抓他。但是檢察院為什么不這樣做呢？一個解釋是：當時的政治規則和政治形勢不允許這么做，因為，他畢竟是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成果”，而且是新政權的基礎。于是便由總統辦公廳主任出來嚇一嚇他，目的是警告他“聽話”。

　　輿論注意到，古辛斯基旗下的媒體對普京總統一貫是不客氣的，古辛斯基旗下的獨立電視臺有一個專門嘲弄總統的節目，《今日報》對總統的新聞政策也持批評立場。在總統競選中，橋傳媒先是支持盧日可夫，后又支持亞夫林斯基，反對普京。因此首先拿古辛斯基開刀可以說是普京政權深思熟慮的選擇。

　　經濟秩序混亂是俄羅斯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西方一名專家曾經有過一個估計：在俄羅斯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約有5000個，它們控制著包括400家銀行在內的4萬家公司。1997年1月，當時的內務部部長庫利可夫聲稱，俄經濟的一半是非法交易。有人甚至說，七大寡頭或多或少都存在著犯罪。就連古辛斯基本人也說，1992～1993年開始經商的“第二批企業家”是“最專橫的和有罪的”。俄國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說：“第二批企業家中的大部分代表人物目前已經在西方國家，以便離自己的萬貫家財更近一些。”總理卡西亞諾夫在談到經濟失序問題時說，俄銀行簡直就是“金融丑聞中心”。因此，普京對古辛斯基施行“點打擊”表明，政府決心整頓經濟秩序，打擊經濟犯罪，加強中央權威。

　　當然，寡頭犯罪和對經濟的控制并不是俄羅斯經濟中存在的唯一問題。丘拜斯在評論古辛斯基事件時指出，俄羅斯目前最嚴重的危險是全面的腐敗。寡頭中曾經最為風光的別列佐夫斯基針對普京采取的打擊寡頭政策發表評論說，如果以法律為借口，普京可以把任何人送進監獄，“今天俄羅斯75%的財富已經私有化。但你能找到一個人敢說：‘這是我的工廠嗎？’不能。”在犯罪全社會化的情況下，別列佐夫斯基主張忘掉過去展望未來，他要求對企業家宣布“大赦”。

　　政權和寡頭的角力

　　應當說，在葉利欽時代，確實出現了許多巨型的金融、工業和媒體集團，他們是俄羅斯轉型期間最大的受益者。這些集團的出現，是俄羅斯轉軌過程中政府依據對世界經濟發展大勢的判斷而“有意”設計的。當時的輿論認為，大型的金融工業集團將構成俄羅斯經濟獨立的基礎和社會福利的保障。政府積極推動了組建金融工業集團的進程。資料顯示，到1997年4月，國內正式注冊的金融工業集團有62個，包括了1000多個工業企業和組織，90多個各種金融-信貸機構，其中包括60多家銀行和控股公司，這60多家集團中，國有財產的比重沒有超過25%。然而，這些年輿論談論最多的，不是這些正式登記的金融工業集團，而是在大銀行或大企業周圍出現的、非正式的聯合體，這些聯合體又吸納了一些正式登記的金融工業集團，這些非正式的集團就是輿論經常掛在嘴邊的寡頭。到1996年葉利欽競選總統時，聯合浮上臺面支持葉利欽的寡頭有7位。于是這些寡頭成為輿論的焦點。

　　這些寡頭的形成，與葉利欽時代俄羅斯轉軌的特殊性有關。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是葉利欽時代的“非革命”性，也就是說，在蘇聯1991年解體之后，葉利欽沒有像其他幾個轉軌國家那樣立即進行議會和總統選舉，而是保留了蘇聯時期的主要機構。總統和議會都由蘇維埃制度繼承而來。觀察家們注意到，1991年8月以來的俄羅斯發生的事情與其說是與蘇維埃和共產主義的一刀兩斷，還不如說是舊制度的一種復雜變形；與其說是“休克”，不如說是舊制度和新秩序的古怪結合。昔日的寡頭統治集團保留了下來，經濟則延續著官員的和部門的控制。早在蘇維埃后期，便發生了“隱性私有化”，原來誰在管理，就歸誰占有。結果是出現了“高干民主”和“高干資本主義”，出現了“官員私有化”。1991年開始的轉軌，不過是對已經形成的利益集團的承認。俄羅斯的新的統治階級就由新舊兩種人物組成。這個新的寡頭集團包括位居中央的新的“民主精英”，新的強大的地區精英，新的金融家和工業家等。

　　由于葉利欽政權沒有采取暴力方式重新組織新的國家體制，而是采取了“和平贖買”的政策，一大批蘇維埃官員和平地轉軌成“新俄羅斯人”。從下表中可以看出轉軌后的俄羅斯精英層主要是舊制度下的精英轉變而來。

　　葉利欽的這種政策導致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政權的軟弱性：和平地“收購”對政權的支持，意味著對其他的政治上的競爭者和背叛者也沒有有力的約束，不同的勢力都可以運用這種方法收買支持者，沒有出現一個居于支配地位的勢力，而國家政權則淪為眾多集團中較強大的一個。利益集團之間很少有一致的時候，他們不妥協地展開利益爭奪，國家成了他們的人質。這就是俄羅斯葉利欽時代的政治經濟現實。

　　1996年的總統選舉最為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現實。葉利欽在《午夜日記》中記述了當時的緊張形勢，正是由于在關鍵時刻七大寡頭的聯合支持，葉利欽才擊敗對手當選總統。

　　而他們的支持也為葉利欽政權打上了鮮明的烙印：它建立在新的既得利益集團之上，而這一集團的財富積聚，是在法律不健全和無視法律的情況下取得的。在相當長時間中，葉利欽的權力基礎都是狹窄的。

　　葉利欽當選后，吸收了幾名寡頭進入政府。但是，蜜月很快就結束了。政權與寡頭隨之展開了激烈的角逐，1996～1999年間的重大政府更迭，包括1998年8月的金融危機，都與這些寡頭有著不可分開的關系。比如說，丘拜斯的被撤職就是寡頭之間內斗的結果。基里延科政府試圖完全擺脫寡頭的支配，但是，面對嚴重的經濟危機，基里延科不得不違背諾言向寡頭求助，在“沃倫會見”時，寡頭向基里延科施壓，提出要讓丘拜斯復出，基里延科屈從了。再比如，當葉利欽試圖解除中央銀行行長杜比寧的職務時，是參加“沃倫會見”的大銀行家阻止了他。在基里延科政府面臨嚴重危機時，沒有一個銀行家提出保護政府，而是聽任它倒臺。

　　由此看來，說葉利欽政權是寡頭政權有一定道理。但是，如果從中得出結論說，這種狀況是政權本身希望的，那就錯了。政權有自己的意志，而且處處在顯示自己的意志。幾屆俄羅斯政府都試圖擺脫大資本的影響，葉利欽本人也盡可能同那些寡頭保持距離。1996年之后葉利欽時期的政治，很大程度上要由政權與寡頭的斗爭來解釋。政權同寡頭的斗爭嚴重影響了政權的威信，造成政權的分裂，限制了政權的效能。

　　選擇國家資本主義

　　普京采取打擊寡頭的政策，實際上是葉利欽時代這一斗爭的繼續。當然，在同他們斗爭中，普京的位置要比葉利欽有利得多。在葉利欽時代，葉利欽及其同盟者的一項主要目標是防止蘇聯體制的復辟。而對普京來說，葉利欽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他面對的是兩種資本主義的問題：建立在法治和確保法律執行的強大的國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還是建立在權貴、官僚和犯罪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普京顯然選擇了前者。

　　普京針對寡頭的政策在俄羅斯引起了激烈的爭論。焦點是，要不要重新調整私有化的結果？要不要剝奪剝奪者？要不要來一次革命？對于葉利欽時代積累起來的大資本采取什么樣的政策？這是一個大問題，對于普京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從普京一年來的行動看，在此問題上，他是十分謹慎的。他不打算全面調整私有化的結果，不打算再來一次革命，在這方面，普京與他的“教父”是一致的。如果說，葉利欽不主張革命是由轉軌訴求的價值目標決定的，普京反對革命也基于同樣的理由，另外還要加上一個理由，即人民的疲憊，“俄羅斯在政治和社會經濟動蕩、劇變和激進改革中已經精疲力竭……無論在什么樣的口號下(共產主義也好，民族愛國主義或激進自由主義也好)再發生一次突變，國家和人民都無法承受了。”他說，“只有幻想家或對國家和人民冷酷無情的政治力量才會呼吁再來一次革命”，“以市場改革和民主改革中一切好的東西為依據，只能采用漸進、逐步的和審慎的方法”。但是，作為“交換”，他要求既得利益者今后要服從法律，接受法律的統治。他指出，有人趁著水渾，摸到了不少魚，但是他們不能希望水一直這樣渾下去，不能拒絕旨在把水凈化的行動。他警告說，某些商界人士試圖攫取國家職能和利用同當局的“特殊”關系謀求特權是不能容許的，應放棄這種想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資本和財產的數量與權力的大小不能成正比。

　　普京反對大規模調整私有化成果的一個經濟理由，是穩定俄羅斯經濟。由于俄羅斯政治局勢的動蕩，大量的俄羅斯資本流向國外，據最新的官方文件披露，每年外流的資本為150億到200億美元，相當于損失4500億到6000億盧布的最終需求，或者6%至8%的潛在增長率。如果普京嚴格按照法律追究資本的來歷，勢必造成不穩定的形勢，導致資本進一步外逃。

　　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

　　俄羅斯由葉利欽時代向普京時代的轉軌，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觀察轉軌社會和國家演變的邏輯。這個邏輯的核心是需要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利益集團，有不同的要求。轉軌過程因此呈現為不同利益集團在爭奪國家中的沖突。這是一個充滿了危機的過程。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這種特有的轉軌沖突將使國家陷于長期衰退的深淵。從學理層次看，這種沖突表現為“漢密爾頓主義”和“杰弗遜主義”的分歧，是少數富豪的資本主義和人民的資本主義的分歧。在美國早期歷史上和在當今的俄羅斯，這個問題都表現為政府從權貴的控制下獨立、建立一個服務于多數人的國家。根據事物演變的邏輯，在漢密爾頓之后，總要出現一個杰弗遜。這個杰弗遜不是采取革命性的辦法，而是通過法律行為擴大政權的基礎，不是重新分配財產，而是節制大資本使已經積累起來的財產在法律的范圍內運行。

　　俄羅斯的教訓是，這個“杰弗遜時代”應當盡早到來。

　　葉利欽無疑是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從他幫助組建“團結黨”，確定該黨走中間保守路線的綱領，到最后選擇普京、提前辭職可以看出，他參與設計了提前結束權貴資本主義的葉利欽時代，盡快轉向普京時代。

　　普京執政一年來的思路是清晰的，即，使國家從利益集團的挾持下擺脫出來，使國家成為游戲規則的制訂者。在俄羅斯國務委員會提出的《2010年前國家發展戰略(草案)》中指出：“放寬限制和搞私有化可以為建立保障所有權的制度和為所有經濟代理人創造平等競爭條件提供必要而充分的先決條件，對這一點深信不疑曾經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個錯覺。東歐、中國和獨聯體一些國家的經驗證明，只有強有力的國家，才能推行新的有效的市場制度。國家要善于管理國有財產，能夠承擔義務，既要懲罰不遵守‘游戲’規則的市場代理人，又要嚴肅處理由于官僚作風嚴重而歪曲‘游戲’規則的國家官員。”這份綱要為國家規定的職能是：

　　1、要對制定總的游戲規則負責，成為規定并遵守游戲規則的保證人；

　　2、要在統一的規章制度范圍內開展經濟活動；

　　3、要提出社會目標并表達社會利益。

　　這份綱要把“為多數人謀福利”作為基本原則，認為“國家發展戰略能否成功將取決于形成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的進程”。要求中產階級的人數至少應占人口的50%～55%。為實現這一目標，這份綱要規定了一系列指標。比如規定未來10年經濟增長率年均增長5%或6%。

　　普京的新方針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或許不是巧合。在過去的一年里，俄羅斯經濟也出現了全面好轉的勢頭，經濟增長率達到7.6%。確立法律專制的政策，創造了良好的穩定預期。

　　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經濟的持續健康增長，不可能建立在只有少數權貴得益的社會政治基礎上。法治和民主化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制度條件和動力。俄羅斯的普京時代盡管只有一年時間，似乎就已經驗證了這個定律。

　　摘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