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外形勢都在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正嘗試用新的思維模式來判斷和應付各種事態，尤其在原則和策略之間保持適度的模糊。作者認為，這些跡象表明，北京正在拋棄不必要的包袱，從而在外交上適度松綁。隨著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會日益深入，這一松綁過程很有可能導致外交戰略的大膽調整。

　　自九一一事件以來，包括在上海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中國的一些外交舉動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它與華盛頓之間的互動關系給人以思路清新之感。由于對美關系是北京全盤外交戰略的主線，因此，這些最新動態是否預示著這一戰略的逐步調整，確實值得觀察。

　　中國近來對美國采取的新姿態，基本上都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直接相關。在美國遭到恐怖襲擊之后，北京不僅在言詞和行動上予以關懷和同情，而且還以非常合作的態度來支持和參與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這種姿態可謂是前所未有。

　　一般普遍認為，中國對美國采取這種高姿態，主要是出于三個原因。其一，由于打擊恐怖主義是大是大非問題，北京必須順應大勢，不能有任何含糊；其二，北京希望謀取利益交換，通過全力支持打擊恐怖主義，來換取華盛頓對北京反“疆獨”、反“臺獨”的理解和認可；其三，北京希望借此釋放善意，以達到全面改善雙邊關系的目的。

　　順應形勢的重要嘗試

　　上述看法是合乎邏輯的推斷，也符合當前國際政治的現實。毫無疑問，對所有國家來說，任何外交姿態和外交行動都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甚至進而爭取到更多的利益。這對中國來說，當然毫不例外。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對美國采取空前合作的態度，并非僅僅是出于對現實利益的考慮。為了適應國內外形勢迅速和深刻的變化，北京外交戰略的基本思路很有可能會經歷一番大膽的調整。而中國目前對美國以及有關國際事務所采取的新姿態，似乎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而進行的一次戰略性嘗試。

　　從最近以來的眾多事實看，中國外交所出現的調整雖然看起來比較微妙，但實際上卻顯得相當明顯，至少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外交從過去常見的消極被動，變得異常的積極主動。

　　在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恐怖襲擊之后，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迅速向布什總統發去慰問電，并在隨后至少兩次與布什通話，商討打擊恐怖主義問題。

　　除布什之外，江澤民還分別與聯合國安理會其他三個常任理事國的首腦通了電話，并且與埃及、巴基斯坦以及斯里蘭卡等國領導人進行了電話交談。所有通話的目的，都是為了協調打擊恐怖主義的立場。

　　與此同時，總理朱镕基和外長唐家璇分別與多國總理和外長進行電話協商。唐家璇還迅速趕赴華盛頓，承諾立即派遣中國專家前往華盛頓，向美方提供有關國際恐怖主義的情報。

　　第二，中國外交從過去固執于既定立場，變得不過分拘泥于條條框框，靈活性增加，進退空間擴大。

　　北京歷來反對訴諸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和糾紛，但這次不再反對美英空襲阿富汗，不再堅持任何武力行動都必須得到聯合國授權，也不再強調政治方案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手段。與北約空襲南斯拉夫時相比，中國前后所表明的立場有微妙的不同。當然，南斯拉夫與阿富汗塔利班問題情況不同，但這一點正好說明，北京在根據具體情況而不是墨守陳規地制定對策。

　　目的明確與原則模糊

　　第三，中國外交過去對原則問題不敢越雷池一步，但現在卻善于采取有原則的模糊立場，以避免在外交運作中處境被動。

　　北京一貫謹守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歷來主張“讓各國人民決定自己的事情”，盡量避免對他國的內部事務公開發表帶有傾向性的言論。

　　但是，在美英空襲阿富汗不久，中國即對喀布爾的未來政局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主張。北京十分明確地指出，阿富汗將來必須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必須懂得與鄰國和睦相處，友好合作。

　　為了避免給人以偏離某些既定原則的印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指出，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阿富汗的重要鄰國，中國有責任對阿富汗未來政府的組成提出自己的主張，因為這樣符合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就目前來看，中國外交最近以來出現的上述動態，還不足以使人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北京正在對自己的外交戰略進行重大調整。但是，對于過去一直顯得拘謹、保守和不夠潑辣的中國外交來說，這些事態也許會有朝一日被證明是一個重要的開端。不過，其影響究竟若何，還要看時勢的演變。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有足夠的理由可以論定，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中國的外交思維正在自我松綁，正在甩掉不符合形勢要求的陳舊包袱。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看到北京在處理有關國際事務時屢有建樹，給人以充滿活力、輕松靈活、積極主動和大膽進取的印象。

　　中國在外交上的自我松綁，可以說是北京正在進行的思想再解放運動的一個重要表現。它是國內政治日益開明和國際融合日益深入的必然結果。

　　時勢催生新的戰略

　　北京以新的視角和新的姿態去理解和參與國際事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和外部世界在價值取向上出現了求同趨勢。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中國社會對自身和對世界的認識已經有所改變。尤其是在由西方主導的文明世界里獲得更大的平等和尊重之后，中國對外部世界的看法變得更加理性和寬容，甚至還有一定程度的價值認同。

　　正是由于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充分認可，北京對國際事務的責任感和義務感也變得更加積極和強烈。中國已經獲得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亞太經合組織峰會剛剛在上海閉幕，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是指日可待。在中國歷史上，這些重要的角色分享和國際參與從未有過，所以對處在歷史變革時期的中國社會來說，具有極大的鼓舞力量。這就使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更加積極，參與意識和合作意識也更加明顯。

　　除此之外，人們還可以明顯地感到，由于國力的增強和大國之間實力均衡的此消彼長，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時顯得比以往更具自信。這種自信首先表現在對周邊地區安全形勢的冷靜判斷，使得北京在處理鄰國阿富汗事態時，顯得比較從容。

　　然而，這種自信更明顯地表現在攻、守態勢的靈活運用上。長期以來，中國外交一直顯得比較內向，更多時候都只是消極反應和確保自身利益不受侵犯。但是，最近以來，中國外交的外向性格有所增強，甚至還有比較明確的企圖心和更強的進取意識。在打擊恐怖主義和對付塔利班行動中，北京一改過去那種消極觀望或者空喊口號的無所作為的行為模式，而是在主動和積極的參與中獲得了至關重要的發言權。

　　由于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越來越深，中國外交戰略的逐步調整已經是大勢所趨。這是應付各種國際事態的需要，更是維護和追求國家利益的需要。因此，無論國內外形勢如何演變，中國在外交上進行順應時勢的自我松綁，都是非常必要的。(杜平)

　　摘自: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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