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送蔣回南京，蔣介石言而無信，逮捕張學良。軍事法庭判張十年徒刑。旋即又被蔣特赦，交軍委“嚴加管束”。

　　　　安排老進士講四書五經

　　張學良在大陸將近10年的幽禁中，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都至少要設立三道防線。具體部署是：第一道防線由特務隊擔負，他們有30多人，全是經過挑選的軍統特工人員。下分4個小組，組有組長，隊有隊長、隊副，采取日夜輪流值班制度。隊長一職，長時間由劉乙光擔任；副隊長則常常變換。

　　第二道防線是一個連的武裝憲兵，他們的職責是負責“招待所”的門衛和駐地四周的警戒。對張學良的住所和他有限的活動范圍的防范是以“臨戰”的狀態對待的；住的時間較長的地方，還要修工事，甚至安鐵絲網、筑碉堡……在第二道防線內，張學良可以得到有限的“自由”，但不能越過劃定的范圍，外人也不允許靠近這個特殊地區。

　　第三道防線，一般是在住的時間較長的地方實施。這便是派遣特務去充當囚禁張學良所在地區的地方官員，如縣長、鄉長、保警隊副之類，以利于軍政配合，使防范更加嚴密。他們還指派特務參與地方上的通訊聯絡工作，控電臺，掌握各種機密，以作為與軍統局隨時進行聯絡之工具。

　　如此層層設防，猶嫌不足，還要他“好好讀書”、“學習修養”。在雪竇山囚禁時，曾特地安排了一位浙江籍的前清老進士，天天上山搖頭晃腦地為他“上課”，講解四書五經，論說三綱五常。后來，張學良實在不愿再學，陪他聽課的特務也如坐針氈，不知所云，都巴不得早點“下課”、“結業”。這位老先生還算明智，看到學生如此不愿聽課，來了個一去不復返，這才算把張學良“解放”了。

　　隨著盧溝橋事變爆發，張學良注意力全集中到抗日上來，并一改過去在房間里吃飯的習慣，特地到餐廳就餐，以增加與外界的接觸。在與人談話時，他激動地說：“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國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擊侵略者，收復失地，以雪國恥。現在這一天終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這里，也心甘情愿！”

　　　　選擇公墓邊的幾間平房

　　如果說前三次囚住地點的選定出自蔣介石便于“嚴加管束”和“必須高度安全”的目的；那么后兩次，蔣經國為張學良選定住址似乎更多地是出于對張學良的友情、敬慕和愛戴。蔣介石退踞臺灣后，蔣經國接管“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之職，長期負責“管束”張學良的保安處也歸于蔣經國管轄之下。蔣經國對張學良早有所聞，又敬慕已久，他考慮良久，決定將張學良和趙四小姐從新竹井上溫泉遷出，選定了臺北北郊的陽明山。

　　蔣經國選中陽明山讓張學良夫婦落戶，內心還有另外的打算。一旦張學良從井上遷到這里，也就為張學良與蔣介石的相晤提供了方便，同時也向世人展示了他與張學良至誠交往的真意。

　　張學良表示非常滿意，認為在此生活對修身養性、研讀學問大有好處。但是在商議住所地點時，他竟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半山腰陽明公墓邊的幾間平房，他說：“我這個人，這些年寂寞慣了，在熱鬧的地方呆著，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歡他作的一副對聯：‘妻何聰明夫何貴，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誰也跑不了這一關，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

　　張學良認為，住在這里很好，因為公墓里埋著的一些人他認識，有的還是他的朋友。以后也還會有朋友埋到這里，他可以經常去拜訪他們。對于張學良的這個選擇，蔣經國自然不會同意，不管張學良怎樣解釋，他都不會讓自己的朋友住在公墓里。最終，他在陽明山莊附近，選中了一幢別墅送給了張學良。

　　　　五次變換幽禁地

　　自1936年西安事變，張學良親自陪送蔣介石到南京后，張學良便開始了漫長的幽禁生活。起初，出于戰事和安全的需要，張學良的囚住地點一直變換不定：

　　1937年初，張學良被囚禁在奉化溪口的雪竇山；

　　1938年秋，又遷徙貴州修文縣；

　　1946年11月，張學良被騙解到臺灣新竹井上溫泉；

　　1949年，搬至臺北近郊的陽明山。

　　1961年秋，當張學良被解禁后，在臺灣北投新建了一座小別墅。

　　在這五次幽禁地點的變換中，前三次都是蔣介石一手安排策劃的，后兩次卻是蔣介石的大兒子精心選定的。

　　　　漫長的幽禁生活

　　在漫長的幽禁中，張學良憂憤交加，精神上一直受到極大的壓抑和摧殘，無所寄托，就閱讀書報。據當年曾經擔任過看守張學良的“警衛”人員回憶，在囚系中張學良是愛讀書的，趙四小姐也愛在房間里看書，每次搬遷，光是書籍，就有好幾箱子。

　　張學良由于長期離群索居，很少與外界接觸，生活實在單調寂寞，他盡量培養自己多方面的愛好，如他除了讀書外，也注意鍛煉身體。他喜歡登山、散步，有時也愛打網球。后來年歲大了，跑不動了，則又喜歡起養花來，特別喜歡養君子蘭。

　　　"2·28事件"期間險餓死

　　張學良先生在《世紀行過———張學良傳》片中談到，在臺灣發生“2·28事件”時，他差點被負責看管他的特務隊長殺死，也差點因為沒有食物供應而餓死。

　　張學良在一部關于他生平的記錄片中說，當時他被關在一個山區里，是高山族人(原住民)的番薯救了他的命，沒有那些番薯他“就餓死了”。

　　記錄片旁白說，看管張學良的特務隊長劉乙光曾接到命令，只要有暴徒來要劫走張學良，就把張學良殺掉。1947年2月28日，軍警取締香煙販發生槍擊傷亡事件，引燃對國民黨政府和接管部隊不滿的臺灣本省人的怒火，釀成大暴動，殺害外省人，蔣介石則調大陸部隊展開全島血腥鎮壓，是為“2·28事件”。

　　那場動亂，也使到幽居在山里的張學良夫婦完全失去食物供應。

　　張學良曾作詩自勉：“不怕死，不愛錢，丈夫從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余年。”

　　　　學良自白：從不怕死不愛錢

　　“我這個人，這些年寂寞慣了，在熱鬧的地方呆著，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個人，他的名字我記不清了，他就住在墓地里。我很喜歡他作的一副對聯：‘妻何聰明夫何貴，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誰也跑不了這一關，我在公墓居住又有何妨。”“不怕死，不愛錢，丈夫從不受人憐，頂天立地男兒漢，磊落光明度余年。”

　　“蘭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為如此，我覺得蘭的境界幽遠，不但我喜歡，內人也喜歡。”

　　“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全國人民一致抗日，就是狠狠打擊侵略者，收復失地，以雪國恥。現在這一天終于被我等到了，以后即使死在這里，也心甘情愿！”

　　“我寫回憶錄的原則是：第一寫自己親手辦的；第二寫自己親眼看見的；第三寫自己親耳聽到的。”

　　摘自:東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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