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讀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賞析。

　　●魯迅不贊成小品文“以閑適為主”，這是他和林語堂主張的又一次分歧。在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

　　近年以來，有些學人，對于晚明，似乎情有獨鐘。此中情結，我不甚解，也不求甚解，但由此卻想到了前輩學人之情鐘晚明者周氏弟兄。

　　這里先從魯迅說起。

　　魯迅之情鐘晚明，始于讀史。他是主張讀史的，尤其是野史和雜史。他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如看野史和雜記”。就“更容易了然”。“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華蓋集·忽然想到四》)

　　周作人這時也是主張讀史的。他說：“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后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以為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談虎集·代快郵》)

　　周作人這些看法，也和魯迅相似。

　　魯迅所謂“現今的狀況”與明代“何其相似”者，不知何所確指，但我想張獻忠和永樂皇帝的兇殘故事大概可以為例。魯迅從野史中不僅看到了張獻忠的“剝皮”，也看到了永樂的“上諭”，從而發現皇帝之“兇殘”，是不在“流賊”之下的。他說：“我常說永樂皇帝的兇殘，遠在張獻忠之上，是受了宋端儀的《立齋閑錄》的影響的。”(《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

　　周作人也是看過《立齋閑錄》的，他有一篇《永樂的圣旨》(《自己的園地》)，觀感也和魯迅大體一致。

　　魯迅和周作人的分歧，不在于提倡讀史，而在于小品文的賞析。這里要從周作人說起。

　　周作人談論晚明小品，是比魯迅要早的。他在《燕知草跋》一文里說：“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有些人終于做了忠臣，如王謔庵到復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污之地’的話，大多數真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永日集》)類似這樣的看法，他在這之前寫的《陶庵夢憶序》里和此后寫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里也都講過。既看到了晚明小品文“隱逅的色彩”，也指出了“根本卻是反抗”的特色。對于周作人的這些看法，魯迅沒有說過什么。直到林語堂等人專門提倡小品文，創辦期刊，鼓吹“幽默”，魯迅才不得不說。他說：“說是《論語》辦到一年了，語堂先生命令我作文章。……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于‘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南腔北調集·論語一年》)

　　魯迅在批評林語堂鼓吹“幽默”的同時，寫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機》，對于小品文作了全面的評析。他先從美術上的“小擺設”說起，從美術上的“小擺設”說到文學上的“小擺設”，他說：“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直到乾隆年間”，在文字獄的壓制之下，才“來了‘小擺設’。”魯迅認為：“小擺設”是“不會有大發展”的。

　　小品文的發展，是到五四運動的時候，魯迅說：“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斗，但因為常常取法于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于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并非做不到。”周作人講“新文學的源流”的時候，也有類似的論述。問題在于：“以后的路”該怎么走。魯迅說：“以后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斗，因為這原是萌芽于‘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魯迅認為，這個“趨勢”是不好的，“小品文就這樣的走到了危機”。他最后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并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斗之前的準備。”(《南腔北調集》)

　　在魯迅指出“小品文的危機”的幾個月之后，林語堂又在《人間世》的《發刊詞》里提倡“閑適”。魯迅隨即指出：“小品文大約在將來也還可以存在于文壇，只是以‘閑適’為主，卻稍嫌不夠。”(《花邊文學·一思而行》)

　　魯迅不贊成小品文“以閑適為主”，這是他和林語堂主張的又一次分歧。在這里他和周作人的看法也似乎有了分歧。當林語堂鼓吹“幽默”時，周作人也曾說過“不是什么吉兆”的話，(見《知堂序跋·苦茶庵笑話選序》)但對于林語堂此刻提倡“閑適”，他似乎沒有異議。而且此后他撰《苦茶隨筆》的《后記》竟說“以后應當努力，用心寫好文章，莫管人家鳥事，且談草木蟲魚，”(《知堂序跋》)也有“閑適”之意。

　　在這以后，周作人的“閑適”小品，寫了很多，此中緣故，他也自有解說。1945年，他寫了《兩個鬼的文章》，自謂“我的心中有兩個鬼，一個是流氓鬼，一個是紳士鬼，如果說得好一點，也可以說叛徒和隱士。”當流氓鬼“出頭”的時候，他曾寫過革除“舊禮教、舊氣節、舊風化”的文章，而當紳士鬼“出頭”的時候，他就寫了“閑適的所謂小品，聊以消遣。”他說：“我的反禮教思想是集合中外新舊思想而成的東西，是自己誠實的表現，對于本國真的報謝，”“是最貴重的貢獻。”“至于閑適的小品我未嘗不寫，卻不是我主要的工作，”“只是為消遣或調劑之用，偶爾涉筆而已。”(《知堂序跋》周作人自作的“晚年定論”如此，但他的文章留給讀者的印象主要還是“閑適”。這是因為，三十年代后期，他已逐步走向紳士和隱士，為文“閑適”，乃自然趨勢。再過幾年之后，北平淪陷而不走，也許是想“閑適”下去的，但曾幾何時，“老而為吏”，他也未能“閑適”到底。

　　說到這里，還要回到晚明時期。

　　在晚明小品作者中，也有叛徒和隱士，有人且是一身而二任的。叛徒的魁首是李贄，李贄是周作人最佩服的古今三個人物之一。(見《知堂序跋·藥味集序》)周作人心中的那個“流氓鬼”，可能就是李贄作祟。

　　李贄是叛徒，而在李贄影響下的小品文家有的就是隱士。隱士本來是不該有著作的，(見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隱士》)但晚明以隱為名的小品文家如陳繼儒者，著作是很多的。這時的隱士不僅有著作，還有主張“以文自娛”者。(見陳繼儒：《文娛序》)這是晚明隱士的特色，也是小品文家的特色。

　　“以文自娛”，應該也是一種“閑適”。但這“閑適”是須具有一定的政治、經濟條件的，不是任何時候都能隨心所欲的。在晚明的一個時期里，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魏晉六朝之后第三個思想解放的時期。在明初極端專制之后，思想解放的幅度是頗大的。有人狂放不羈，有人就追求“閑適”。不僅文人學士如此，連那當朝天子也似做膩了皇帝，不再“日理萬機”，而是“萬事不理”，好像也要“閑適”。當此之際，產生了許多“閑適”的小品，自不足奇。

　　這樣的小品，用美學家的言語來說，是可以給人以“美學享受”的，但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鄭文化為《媚幽閣文娛》作序云：“覽是集者，宜通人達士，逸客名流，猶必山寮水榭之間，良辰奇杯之際，香品泉，臥花謂月，則憂可釋，倦可起，煩悶可滌可排；”但不可“置之寒膻措大間。”這就是說，享受者只能是雅士高人，“寒膻措大”，沒有這個福分。

　　其實，即使是雅士高人，也不是永遠有這福分的。別人且不論，就拿號稱集公安、競陵之大成的小品文家張岱來說，當他“年至五十，國破家亡，辟跡山居”之時，所存者不過“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此時此地，那里還能“以文自娛”？他寫于此際的《變尋》和《夢憶》，后人也許可以視為“文娛”，但在張岱自己，則不勝其興亡之感、身世之悲。當然，晚明時期，宣稱“文娛”者如鄭超宗等，也許別有用意，牢騷而已，未可當真的。

　　但張岱這時雖不曾“以文自娛”，卻曾專心寫史，這是極可注意的事。晚明的一些野史著作，有的就出自小品文的作者。從李贄到張岱，作者甚眾，著作甚多。謝國楨撰《晚明史籍考》，說“有明一代，史學最盛”，“沿及明末，著述尤繁。”又引全祖望的話，稱“明季野史，不下千家。”數量之大，似不在小品之下。但晚明野史，亦如晚明小品，雖大行于明之衰世，卻不容于清之盛世。清代雍、乾之時，野史和小品都是遭到禁毀的。這時不但坐穩了皇帝的滿清主人對于晚明文史橫加訶斥，連那坐穩了奴隸的乾、嘉學者，對于明人學問，也甚鄙視。因此，晚明野史和小品文字在大清盛世的二百年間，幾乎是不見天日的。

　　從辛亥革命到“五四”，中國歷史上又出現了第四個思想解放時期。這時的一些學人，不但重溫了晚明野史，而且看上了晚明小品，這是文禁松弛以后的新的風氣，不僅是個人的好惡問題。周作人之情鐘晚明小品，講究“閑適”，雖不免片面，也未免胡涂，但和清人相比，這胡涂也是難得的。

　　當然，最難得的還是魯迅的遠見卓識。他不但指出了小品文的“危機”和“生機”，對晚明小品作了全面的分析，而且高度評價了晚明的野史和雜史，他說：“晚明小品，好的，語錄體也不壞；但我看《明季稗史》之類和明末遺民的作品卻實在還要好。”(《花邊文學·讀書忌》)魯迅這幾句話，說得也實在好。話雖不多，而晚明文史之全，于此可以概見了。(郭預衡)

　　摘自:《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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