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手改變世界

　　1972年2月17日10點35分，我們的飛機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飛往北京。我們的飛機平穩著陸，幾分鐘后停在候機樓前。門開了，帕特和我走了出去。

　　周恩來站在舷梯腳前，在寒風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蓋不住他的瘦弱。我們下梯走到快一半時他開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鼓掌相報。

　　我知道，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時福斯特·杜勒斯拒絕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級時決心伸出我的手，一邊向他走去。當我們的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

　　周和我同乘一輛掛著簾子的轎車進城。在我們離開機場時，他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當我們到達北京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時，他指給我看一些建筑物；我注意到街道是空的。

　　十分鐘會談延長到一小時

　　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毛澤東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周后來告訴我，他患了所謂支氣管炎已經有一個月光景。但中國公眾并不知道這件事。

　　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毛表示其所應得的尊敬。房間里站有兩三個文職和軍職人員，在談話進行了大約10分鐘后，周揮手讓他們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們仍舊站在前廳里看著。

　　毛伸出手來，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里大概沒有寫進去。

　　顯然，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斷吸引亨利參加談話。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10分鐘或15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我發現周恩來已經看了兩三次表，便意識到大概應該結束了，免得他過分疲勞。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來在全體會議上不斷地提到我們同毛的會晤以及毛說過的話。

　　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曾經指定他班上的學生研讀毛澤東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謙虛口吻說，“我寫的這些東西算不了什么，沒有什么可說的。”我說，“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可是毛回答說，“我沒有能夠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

　　我們同蔣介石的“交情”比美國人長

　　盡管毛說話有些困難，他的思緒仍然像閃電一樣敏捷。“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他說，同時揮動了一下手，這個手勢可能指我們的會談，也可能包括整個中國。“他叫我們共匪。最近他有一個講話，你看過沒有？”

　　我說：“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當我提的問題翻譯出來時，毛發笑了，但回答問題的是周恩來。“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他說。“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互相對罵。”

　　毛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巴基斯坦前總統促成了會談

　　談話轉到我們這次會晤的歷史背景，毛說：“是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松總統介紹給我們的。當時，我們駐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接觸。他說，尼克松總統跟約翰遜總統一樣壞。可是葉海亞總統說，‘這兩個人不能同日而語。’他說，一個像強盜——他是指約翰遜。我不知道他怎么會有這個印象，不過我們不大喜歡從杜魯門到約翰遜你們這幾位前任總統。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任總統。不過在那段時間，你們大概也沒有把問題想通。”

　　“主席先生，”我說，“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的態度是主席和總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們帶到一起來的，是認識到世界上出現了新的形勢；在我們這方面還認識到，事關緊要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其他部分和對我們的政策。”

　　毛很活躍，緊緊抓住談話中的每一個細微含義，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勞了。周越來越頻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決定設法結束這次會談。

　　“主席先生，在結束的時候，我想說明我們知道你和總理邀請我們來這里是冒了很大風險的。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不容易做出的決定。但是，我讀過你的一些言論，知道你善于掌握時機，懂得只爭朝夕。”

　　聽到譯員譯出他自己詩詞中的話，毛露出了笑容。

　　你不是我們要打倒的人

　　我接著說，“我還想說明一點，就個人來講——總理先生，我這也是對你說的——你們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會發現，我絕不說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總要比我說的多。我要在這個基礎上同主席，當然也要同總理，進行坦率的會談。”

　　毛用手指著基辛格說道，“‘只爭朝夕’。我覺得，總的說來，我這種人說話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顯然我們免不了又要聽另一番貶低自己的話了。比如這樣的話：‘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建立社會主義。’”

　　“像我這種人，”我說，“還有匪幫。”

　　毛探身向前，微笑著說，“你，作為個人，也許不在被打倒之列。”接著，他指向基辛格說，“他們說，他這個人也不屬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們都被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

　　如果美國離開亞洲，抗議只會是一陣空炮

　　談到美國的對日關系問題時，我說中國人是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哲學來確定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的：他們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廢除美日共同防御條約，從而使日本處于中立和沒有武裝的地位。

　　“我認為總理依據他的哲學，已經在日本問題上毫不含糊地采取了正確的立場，”我說，“并且我認為他還不得不繼續采取這種立場。然而，我希望他理解我為什么強烈地感到我們的對日政策符合中國安全的利益，盡管這種政策同他信奉的哲學學說是矛盾的。

　　“美國可以離開日本的近海，但是其他國家仍然會在那里捕魚。如果我們讓日本赤手空拳，缺乏防務，它就不得不轉向別國求助或者建立自衛力量。如果我們缺乏同日本的防御安排，我們在與它有關的問題上就發揮不出影響了。

　　“如果美國離開亞洲，離開日本，”我說，“那么我們的抗議，不管多么響亮，也只會是一陣空炮，不會有任何效果，因為抗議的聲音遠在幾千英里以外，是聽不見的。

　　“我知道我剛才描繪的一幅圖景使我聽起來像一個老牌的冷戰分子。”周聽到這一句輕輕一笑。我接著說，“但這就是我所了解的世界現狀。分析起來，正是這個世界現狀使我們美國和中國走到一起來了，不是由于哲學概念，不是由于友誼——盡管我認為友誼是重要的——而是由于國家的安全。在我提到的這些方面，我認為我們有共同的利害關系。”

　　簽訂的“上海公報”打破了外交常規

　　訪問結束時，在上海發表了我們的聯合聲明，后來被稱作“上海公報”。按照基辛格在第二次波羅行動計劃中商定的辦法，這個公報打破了外交上的常規，坦率地說出而沒有掩飾雙方在主要問題上的重大分歧。因此，作為一個外交文件，公報的文字是異常生動的。

　　實質部分的第一段開頭是“美國方面聲明”，接著詳細列舉了我們對討論過的每一個重大問題的立場。下一段開頭是“中國方面聲明”，然后就同樣的問題列舉了對應的觀點。

　　我們聲明我們最高度地珍視同日本的友好關系，并將繼續發展現有的緊密聯系。中方表示“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和向外擴張，堅決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

　　中方重申自己的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中方聲明，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并要求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方最后說，“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美方關于臺灣問題那一段話的措詞回避了意見的沖突，只是簡單地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美方說，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從臺灣撤走美國軍隊，但他們沒有規定最后期限。他們同意在此期間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他們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也許“上海公報”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規定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因為雙方同意了這個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都等于給自己加了約束。不過更重要的是，特別是從中國方面著眼，這個規定微妙地但明白無誤地表明，中美雙方將反對蘇聯或任何別的大國想支配亞洲的努力。

　　你到中國來是冒了一定風險的。”

　　我很惋惜，等到我1976年2月第二次訪問中國時，周恩來已經逝世，不能再見面了。我覺得，雖然我們相識的時間不長，并且不可避免地有點拘束，甚至存有戒心，我們之間卻已經形成了相互尊敬的個人關系。

　　我們在北京賓館舉行最后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時，周說，“在你樓上的餐廳里，我們掛了一首毛主席書寫的關于廬山的詩，最后一句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你到中國來是冒了一定風險的。”

　　“現在我們已經在頂峰了，”我說。

　　“那是一首，”他接著說，“還有一首《詠梅》，我想掛而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主席在那首詞里指的是，采取主動的人不一定是伸手的人。等到百花盛開時，他就要消失了。”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書，讀了這首詞。

　　“因此，”周接著說，“我們同意你的想法：你是采取主動行動的人。你也許看不到它的成功，但是我們當然會歡迎你再來的。”基辛格用外交的語言指出，即使我再度當選，也不大可能再次前來訪問。“我只是舉例說明中國人的想法，”周說。“這事反正不要緊。”

　　我在離開中國前夕的宴會上祝酒說，“我們今天所發表的聯合公報概括了我們會談的結果。這個公報明天將成為全世界的重大新聞。但是，我們在那個公報中所說的話，遠不及我們在今后為建立跨越1.6萬英里和過去分隔我們22年的敵對狀態的橋梁而將做的事情來得重要。”

　　我舉杯說，“我們在這里已逗留了一周時間。這是改變世界的一周。”

　　會談插曲一修正主義

　　后來，當周總理的激昂情緒在很大程度上松弛下來以后，他給我們講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他說這事發生在1969年一次中蘇邊界沖突的時候。他說，“那個時候，我們同蘇聯之間有一條熱線，但由于克里姆林宮從來不用，這條熱線已經變成了冷線。然而在珍寶島事件發生時，柯西金拿起電話，要同我們通話。我們的電話員答話時，他說：‘我是柯西金總理。我要同毛主席講話。’電話員完全自發地答復說，‘你是個修正主義者，我不給你接電話。’于是柯西金說，‘既然你不肯接主席，那么請你給我接周總理。’可是電話員還是用那句未經請示的話答復，把電話掛斷了。”

　　會談插曲二沒戴帽子

　　有一次在我們驅車去機場的途中，周講了在我的中國之行宣布前幾個月毛主席會見海爾·塞拉西皇帝的情況。毛主席征求老皇帝的意見，問他“社會主義魔鬼”(毛用這個詞開玩笑地指他自己)是不是應該同“資本主義魔鬼”坐下來談判。我說，“我想你的許多同事一定認為，我這次來沒有戴帽子，是因為我頭上長角，戴不了帽子。”

　　會談插曲三一杯咖啡

　　或許是因為我提到了對立的原則，周想起了一件往事，他說：“正像你今天下午對毛主席說的，我們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當年不想這樣做。”

　　我反駁說，“你可說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答道，“不一定，我本來是會握手的。”

　　我說，“那好，讓我們握手吧！”于是我們隔著桌子又握了一次手。

　　這個話題似乎使周興奮起來了。他接著說，“杜勒斯的副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違反杜勒斯定下的規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為一般人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搖了一下我的手臂。”在場的人，包括周自己，都笑了起來。他又說，“不過那個時候我們不能怪你們，因為國際上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鐵板一塊，西方國家也是鐵板一塊。現在我們知道情況并不是這樣。”

　　摘自:<<尼克松回憶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