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瀚(北京)

　　開篇語:為曾經的苦難與未來祝福

　　中國自有憲法已將近百年，然中國之憲政建設尚待完成。蓋憲法這于憲政，猶如法治之于法制，其盛衰興廢，不獨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決于政制之安排、社會之結構、公民之質素與民眾之信仰。故修憲法雖易，行憲政實難。

　　　　　　　　　　　　　　　　　　　　　——梁治平(《憲改譯叢》)總序

　　當年的先賢諸公在技術層面上改革中國的時候，他們也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制度建構在中國的重要性，因為他們發現光有一些單純的技術并不能真正地解決民族存亡問題，技術離開了制度的鼓勵和保障依然只是“淫巧小技”，不足為恃。甲午戰爭的失敗整整刺激了一代人，有識之士發現中國之失敗決非偶然也非軍事力量的薄弱，根本原因還在于制度的腐朽所致，因此他們從西方的制度文明中找到了法律這一藥方，試圖改變中國。

　　從戊戌變法到民國潰亡，中國人用這一藥方試著解決民族存亡的危機，不用說，其中的成敗得失酸甜苦辣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道得明的。至于20 世紀下半葉，法律在中國大地上的命運變成了一部血淚史、一部荒誕劇，直到80年代以后法律才真正地被重視。

　　具體地講，法律之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很難生長，是因為中國人歷來都沒有獨立的法至上的意識，法只是權力的工具，在這一觀念背景下，法既得不到統治者的遵守也得不到民眾的信仰。在百年的中國法律史上，法律在很多時候給人的感覺是倚門自憐、無人問津的尷尬形象。在統治者眼里，法律是他們自己磨打的一把快刀，在民眾眼里，它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偶爾希圖用以切菜，卻又是銹跡斑斑。

　　當一個民族還沒有能力產生大量人格健全的人群時，革命的結局只能是悲劇的輪回，這是中國百年法律史給我們的啟示。

　　　　　　　　　　　　要待預備時，立憲已成灰

　　　　　　　　　　　　　　　　　——評清末預備立憲

　　當光緒泣血瀛臺、六君子魂歸西天時，慈禧太后慶幸的是權力依然鞏固。國家大事對這個女人來說只是微末小事，正如李敖所言，這是一種“自私而低能”的統治，但是畢竟大清國運已危如累卵。到了1904年春，駐法使節孫寶琦上折奏請“立憲”：“吁懇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定制為立憲政體之國。”1905年周馥、張之洞、岑春煊也上書請求“立憲”：“欲圖自強，必先變法，欲變法，必先改革政體。為政之計，惟有舉行立憲，方可救亡。”戊戌變法的叛徒袁世凱搖身二變，也成了堅定的立憲派。

　　西太后在這一陣勢面前，終于決定派大臣出國考察政治。1905年9月24日，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五大臣分赴東西各國考察，但由于載澤和紹英在北京正陽門火車站被革命黨人炸傷而未能成行。到12月2日，載澤，戴鴻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鐸方順利成行。次年夏秋之交，除了李盛鐸留比利時任使節外，其余四人均先后回國，并向清廷歷陳立憲之好和不立憲之弊，懇請清廷實行立憲。

　　四大臣的回國，一石激起千層浪，頑固派勢力反對甚殷，認為立憲會造成皇權的削弱利于漢人養虎為患。針對他們的無知，載澤上書駁斥，他認為君主立憲有三大好處，“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漸輕；三是內患可弭”。接著端方又連奏三折，鋪陳各國憲法并言必須立憲和厘定官制。君主立憲逐漸地占了上風。

　　 1906年7月8日，廷臣會議討論是否實行君主立憲，立憲派與反憲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后雙方妥協的結果便是有名的“預備立憲”。7月13日，清廷布詔，宣示實行預備立憲。并解釋搞預備立憲是因為“立憲之事，既如是繁重，而程度之能及與否，又在難必之數，則不能不多留時日，為預備之地矣”，認為中國民智未啟，不可貿然立憲，否則過于性急，易于造成大亂。清政府的這一決定是中國近百年憲政史上第一個有價值但也充滿了殘缺、訛誤的思想表現。

　　 1906年9月1 日，清廷頒詔“仿行憲政”，詔書的要點有三：第一及時仿行憲政，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百年有道之基；第二，因目前百廢待興，民智未開，故須改革官制以除積弊，廣興教育以啟民知，厘財備武，以資立憲之基；第三，待預備工作初具規模，再為妥議立憲之期，期限長短俟機而定。

　　憲政有幾種形式，如果實行英國那樣的憲政制度，君權旁落，清廷實在心有不甘，因此日本的二元制君主立憲模式便自然受到青睞。根據清廷特派考察日本憲法政體的使臣達壽的報告，“以君主為權力之中心，故機關雖分為三，而其大權則統于一”，“君主實仍操裁可之柄”。其他如統率軍隊諸權，也無不操自天皇。因此，“非欽定憲法無以固國本而安皇室”。選擇日本模式，就滿洲貴族來說，還有加強中央集權的現實需要。鎮壓太平天國之時，兵權授于各省督撫，其后遂成慣例；而且，1860年后，漢人占總督的74%，占巡撫的81%。這種格局成了清廷的一塊心病。日本模式則可“復列圣之成規，收此統帥大權”。

　　此外，日本的成功和強盛對當時的中國有極大的誘惑力，由此，不能不使得他們覺得日本模式是一條終南捷徑。此后的憲政改革秩序、憲法以及中央政府機構的設置等都“事事步趨日本”。

　　頒詔立憲以后，清廷成立了“憲政編查館”和“資政院”及各省“咨議局”，其中憲政編查館起草憲法及起草或核議各項法律、章程、制度，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就出自這里。資政院和各省咨議局作為設立議院的基礎而設立，盡管直到1910年10月才召開第一次常年會，但是這兩個機構作為專制體制的破壞因素還是發揮了積極的民主化作用，為本世紀初年的中國民主化歷程立下汗馬功勞。雖然在清廷的強權下無法實現其全部的預想。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憲法性文件，1908年的《欽定憲法大綱》是一個充滿了清廷在君權問題上矛盾態度的文件，但是無論如何抓權不放，總還算是給臣民設定了一些權利，也限制了部分君權。反過來講，它離憲政的要求還很遠，但在中國憲政歷史上畢竟邁出了艱難的一步。比如它規定：“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臣民于法律范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結社等事準其自由”；“臣民非按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等等，另外還有一些規定將司法權劃歸“審判衙門”，實際上是取消了皇帝的最高審判權。

　　由于立憲派出于策略的考慮而將憲政實質上限制皇權的核心思想隱而不發，致使清廷是在被連哄帶蒙的狀態下，步入憲政的險地，等到它一旦開始按照憲政模式進行運作時，便發現自己的權力處處受制，最終由于其認清了立憲的目的而屢屢違“憲”去達到不放權的目的，致使這場運動變成了結果上的欺騙，從而把自己送上革命的祭壇。

　　從多個不同的角度審視清末的這場有重大意義的憲政運動，看到更多的是悲劇的氣氛，中國憲政到底該作何種制度預設才是操作層面上最可行的方案?它對我們今天的憲政文化、憲政變革依然有參考抑或警示價值。

　　　　　　　　　　　變辮子易，變骨子難

　　　　　　　　　　　　　　　　　——評中華民國初期的幾個法令

　　 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成為南京臨時政府的臨時大總統。

　　在南京臨時政府存續的三個月里，孫中山先后發布了《保護人民財產令》《慎重農事令》《禁止買賣人口令》《普通教育辦法》《報律》《勸禁纏足令》等一系列民事、行政、軍事等方面的法令。這些法令對于中國邁向自由、民主的目標有重大作用——如果他們在未來的歲月里真的被施行的話。但是同時，從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可以看到與憲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中的遺留糟粕。

　　在清末民初的北大講壇上，曾經有過一位學貫中西行為怪異的教授——辜鴻銘先生，辜鴻銘的特立獨行也許很讓人吃驚和奇怪，這里固然有作為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偏好問題，但我認為其主要的原因并不見得就是這個因素。如果詳細地考察其言行，我們會發現辜鴻銘的這些護短舉動有很強的表演性，在我看來，辜的做法實在是對一種強求一律做法的反感和厭惡，國民政府不是限令剪辮嗎，老子就是不剪，你不是反對纏足嗎，我偏要提倡纏足，都反映了辜鴻銘是有意唱反調，他的心里未必就覺得留辮子好，也未必就認為纏足有多好，只是因為覺得自己的某種權利、某種自由被剝奪了，所以要奮起抗爭。

　　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所頒布的法令，有《禁煙令》《勸禁纏足令》《禁賭令》，都是為了取消和杜絕陋習的，但是在這些法令中，有一個《剪辮令》，不見得是為除陋習而發布。這說到底是孫中山早年的民族主義思想在作怪，如果說在籌備革命時，出于策略的需要而提倡打倒清政府，那是情有可原的，革命以后，依然抱著民族主義的立場，那顯然就是錯誤的。剪辮是小事，但從民國政府的態度上卻能看到一些往往為人們忽略的本質性的內容。從這里，我們完全可以看出民國政府對自由所抱的態度。

　　近代啟蒙思想家中，除了嚴復、梁啟超對自由有極其深刻的體認和推崇之外，像孫中山等人對自由的認識都是有偏差的，即使深刻如嚴復者也常常把自由僅僅看成刺激創造力的工具，而孫中山甚至認為中國人太自由，這種認識的偏差導致了給予人民自由這一極其關鍵的問題上產生了誤區。

　　在中國歷代，自由從來就是有錢有勢人的專利，自由在他們那里完全是隨心所欲的獨有專利。當然權勢擁有者其權力有大有小，隨心所欲的程度也相應地有大有小，只要是在權力范圍之內，他就可以隨意地侵犯別人的權利和自由。而一般的普通百姓在平常的生活中，總是被欺壓，被侵犯，并且找不到伸冤的門坎，這種憂憤的郁積只有在一個兵荒馬亂、社會失控的時候才會釋放出來。因此一旦有機會，中國總是批量地生產暴民，復仇的快感籠罩他們的全身，阿Q的那句“我想什么就是什么”非常傳神地反映了人們這種無政府主義心理。

　　孫中山所看到的所謂中國人太自由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而是西方文化所反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因此，孫中山在誤解自由的同時也對它產生了恐懼感。

　　從孫中山的《剪辮令》中，我們無疑嗅到了政治上的不寬容氣息和對自由的粗暴剝奪。由于價值理念的偏差，民國政府在一系列問題上矛盾百出誤區叢生(包括建國三時期理論、五權憲法等)，沒有把個體意識看得很重要，反而害怕個體意識會給國家帶來弊害，企圖以半專制的形式來推行民主思想、共和思想。西方緣于個體自由的一切質素，在孫中山的眼里都只是工具，都只是為了達到國家強大的工具。

　　梁啟超的“新民論”，認為“立新民”只是為了“立新國”，人在這里還是工具、手段，不可能比終極目的——建立更強大的國家更重要。在這個時候，當一個政府一個領袖自以為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考慮的時候，他便可以采取任何他(它)想采取的措施，包括對人民的奴役，只要他認為這是國家利益的需要。他同樣沒有認識到，在制定憲法、建立政府等一系列問題上，首先考慮的應是怎樣設計才會使得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免遭無端的侵犯和剝奪！

　　考慮到中國人的奴性太重，所以要用極端的方式去變革，這也是孫中山先生所宣講的一種理由。但是如果總以這種理由而實施強制措施，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那在專制的怪圈中循環便有了極大的可能。孫中山對中國國民性中放縱的成分過于警惕導致的這一思想誤區至今仍讓人深思。

　　　　　　　　　　　　小民非阿斗 何勞先生扶

　　　　　　　　　　　　　　　　　　　——評建國三時期說

　　所謂建國三時期說建立民主的共和國需經歷“軍政，訓政、和憲政”三個階段 ，這一理論設想脫胎于孫中山先生早期構想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和“憲法之治”的建國方略。孫中山深切地感到革命以后必然會出現一個暫時失控的時期，因此要馬上走上憲政民主的道路是很困難的，由此才以軍法之治來穩定社會，就是以極權的軍事化方式來獲得和平，徹底消滅守舊的頑固勢力。在這個過程完成以后，接著實行所謂的訓政時期，在孫中山看來，軍政時期以后，人民還不會做主人，必須由革命黨人來訓導他們，就像“伊尹訓太甲”那樣。

　　對民眾素質的了解，以及認為中國人“野蠻自由”太多，“文明自由”不足，是孫中山先生設計“訓政時期”的動機。這就涉及到以黨治國的問題。“要改造國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黨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確共同的目標，不能夠改造得好的。我從前見的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孫中山還解釋了“以黨治國”的含義，大致是說并不意味著以黨員治國，而是以黨奉行的主義去治國，當然黨員中有治國之能者優先考慮。

　　孫中山的訓政思想，在他一生中并沒有得到身體力行的機會，倒是后來成為蔣介石借訓政之名行獨裁之實的理論根據，從這一點來說，實因為該理論本身的缺陷導致它的被扭曲。

　　任何一種新的治國理論當其被運用到治國實踐中的初始階段時，都有可能是不合國民習慣的制度與民情之間需要有一個磨合期。民眾是有愚昧的問題，但是若不給他們憲政的實踐，那又怎么可能使他們完成從奴隸到主人的角色轉換？孫中山曾把人民比作阿斗，盡管并不是出于嘲諷而是出于關愛，但至少反映了他對民眾的不放心心理。正如王人博先生指出的：“在孫中山的思想深處，當民權與富強這兩個價值目標不能同時達到時，已潛藏著舍去或架空民權而追求‘強力政府’、‘一黨專政’這樣一種專制主義的危險。”顧準先生也曾有言：“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義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樹立了一個終極目的，而且內心里相信這個終極目標，那么他就不惜為了達到這個終極目的而犧牲民主實行專制。”

　　出于強國的目的，孫中山精心設計了他的憲政制度，其心血結晶就是“五權憲法”，即在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立的基礎上，增加獨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孫中山認為英國憲政和美國憲政都有弊病，一是無固定的官員考試制度，致使官員低能；二是無獨立的監察制度，造成議員專制。而他認為中國古代的御使臺制度(即監察制度)和科舉制度(即官員選拔制度)中有可吸取的精華。因此將五權并列。

　　孫中山設計“五權憲法”的根本動機是要創建一個“萬能政府”，即是由人民中選出有杰出才能的人來管理國家，人民享有“選舉權、創制權、復決權和罷免權”，人民雖然擁有這四項權利，但由于素質太低，所以真正的行使權則必須有個代理人，孫中山稱此為“權能區分”，把人民與政府的關系形象地比做阿斗與諸葛亮的關系。

　　在權能區分之后，在具體的憲政制度上，孫中山認為國民的素質太低，又太自由。因此需要對他們進行制度束縛。因此，議會的力量應該削弱，而行政的力量要加強，這一思路使他將監察權從議會中分離出來；同時為了保證官員的高質素又設置了獨立執行考試權的考試院。孫中山把人民比做阿斗，但又要“人民當皇帝”，這顯然是一種貴族意識的反映，給人民當皇帝只是一種對人民的恩賜。因此他不相信國民大會的能力，而把主要權力劃給行政院和監察院。在他不信任人民的基礎上，又設置了考試院，以對政府官員的素質做最后的把關。如此，五權憲法的理論誤區是很嚴重的，如國民大會沒有立法權，立法權由專門的立法院來行使，議會只能對立法院的立法進行贊成或否決的投票；另外，國民大會也沒有監察權，監察權由監察院獨立實行。這樣一來，國民大會實際上并沒有權利可言，即使各個權力機關如行政院、立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司法院都要向國民大會負責，但由于國民大會在權能上的極大限制，這樣的規定就容易流于形式。

　　西方的憲政文明其主旨在于分權，各個權力主體的權限劃分是根據如何有效牽制而設置的。而五權憲法外加國民大會的四權模型實是為創制一個萬能政府而設計，與西方的憲政理念剛好相反。可以說，五權憲法的體制是在中國這個以專制為特色的傳統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在近代中國，救亡圖存的念頭壓倒其他一切價值而成為重中之重，因此國人在吸收西方憲政文明的過程中，總是帶著功利的眼光去吸取其養分，但當它的主旨不符合強國這一基本思路時，便會被篡改，美其名“不生吞活剝”，仿佛是真正的“中體西用”“洋為中用”。可是以人為本位的憲政制度主旨一旦降格為“用”的層面，那淮桔變橘便在意料之中了。

　　　　　　　　　　　　　有法可廢 無法無天

　　　　　　　　　　　　　　　　　　——廢除“六法全書”

　　 1949 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明確宣布了國民黨政府頒布的一切法律不再適用于將要建立的新中國，所謂的六法即憲法、行政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的法律的總稱。該指示發布后，在共產黨控制的土地上，即不再由法律來規范社會的秩序，而是由中共中央頒布的其他一些政策、指示等來規范，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政權建立以后。

　　 1949年9 月29 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此后，除了1951年通過一部《婚姻法》之外，其他部門法如刑法、民法等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出臺。這其間，除了憲法換了好幾部，社會的各類關系都是由政策、指示來解決的。

　　由于國民黨的殘酷統治，使得共產黨上下對其法律深惡痛絕，一般民眾也是“苦秦久矣”。所以全國上下除了少數的知識分子尤其是法學家之外對于廢除《六法全書》是擁護的，當然他們沒有想到“娜拉走后怎么辦”，沒有想到廢除舊法以后，新法是否能馬上制定出來，更不會想到的是，廢除舊法后多年居然沒有新法出臺，而只是靠隨時可以變更、撤消的政策來規范如此龐大的一個國家。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化、制度，不管它多么腐朽沒落，總還有一定的可取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六法全書》還是有一些法律能夠適用到新的社會機體中的，比如《民法》中的一些制度或者程序法中的一些具體制度。這些都是在一個法治國家中被普遍遵循的原則或制度，但是它們還是被廢除了，這意味著什么?

　　要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自然要廢除資產階級時代的一切成規，因此“人民無權，獨夫集權”(共產黨對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的評語)的憲法首先得廢除；行政法是專門用來統治壓迫人民的最直接的工具，理應廢除；舊的民法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在新的公有制社會中還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刑法是最典型的專制工具更無存在的必要了，基本法都被否定了，與之配套的程序法更無存在的必要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就在這么一套思路背景之下，《六法全書》的被廢除不僅理由充分，而且還很鼓舞人心。

　　法律在一個社會中，在一個歷史進程中，它的變化一般情況下是漸進的，是緩慢進步的。法律本身是對社會秩序的規范，因此它有一個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問題，即使在新舊政權轉換過程中都會有連續性。但是1949年以后，這一連續性完全被斬斷，這正是哈耶克曾指出的，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往往要宣布同一切傳統決裂。

　　對于中國這么一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來講，法制剛剛處于啟蒙階段，就被無情地掃進歷史的垃圾桶里，在緊接的將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人只知道有政府的文告、政策、首長的指示、主席的語錄……

　　　　　　　　憲法與憲政：

　　　　　　　　　　　　　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評50年來的四部憲法

　　經過8000多人兩個多月的討論，又經全國1.5億多人兩個月的討論，1954 年9月20日，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經討論后一致通過，這就是被許多法學家認為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即“五四憲法”。

　　該憲法確認的基本原則主要是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但它能夠在各方面都保持一份冷靜和平和的心態，沒有太多陳義過高的規定，而且對于非共產黨力量也能以寬容的心態對待。正是在這部憲法中，首先規定了以計劃經濟指導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改進，這多少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認識水平，但由計劃經濟帶來的經濟專制從而引發各方面的專制，這也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1954年憲法頒布以后，1955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這一過程的完成不是靠法制，而是靠行政手段。由于以千千萬萬的人的財產及各項權利的被損害為代價，1954年的憲法實際上并沒有落到實處，公民的權利并沒有被真正地被重視和保護。

　　“文革”期間，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把持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二部憲法即1975年憲法，這部憲法總共才30條，結構簡單，條文疏漏，許多提法都是政治詞匯，不是法律術語。同時這部憲法還取消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則，減少了公民許多的權利，這部憲法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是一部極其糟糕的法律，是中國憲政史上的一出“滑稽劇”。

　　“文革”結束以后，華國鋒政府收拾局面，“待從頭起”。1978年3月5日經五屆人大通過1978 年憲法，這部憲法去掉1975年憲法中的“全面專政”的提法，恢復了檢察院的建置，但它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可以說是徒具憲法之名，不具憲法之實。

　　經歷了多年的挫折之后，中共中央也意識到沒有法制的保障，國家的建設難以走上正軌。適應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1982 年12月4日，經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通過新的憲法，即1982年憲法。該憲法經1988、1993及1999年修改以后，至今依然使用。新憲法的特色是強調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指導和促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無論在體例上還是在具體的實施上，1982年憲法都是四部憲法中最成功的一部。

　　 50年來，尤其是在前30年間，中國有過憲法。但是，作為普通的公民，是否就一定有了憲法上規定的自由或權利？有了憲法，但是憲法不一定就是人民——由公民組合而成的人民自己能夠掌握和實施的。當憲法沒有一整套的憲政制度與之配套運作的話，憲法上的條文又怎么可能得到落實？憲法并不代表憲政，有了憲法，并不表明就必然會有制度化、具體化的憲法體制。當一個國家的憲法答應給人民的權利，卻無法在現實中去尋找，人們就無法把握自己的今天，無法按照常情和常理關注自己切身的生活，對未來除了幻想以外，難有準確的估計。

　　歷史的進步總要遭遇曲折，在中國這種曲折往往更多。但是，以法治國——以真正的法律意識治理國家——的邏輯力量是不可逆轉的。我們注定要前進，也正在前進。

　　“憲政”百年啟示錄

　　我們開始使用法治一詞，我們也已討論憲法、憲政一類術語，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們正朝著法治或憲政的道路上走，盡管走得有點費力、有些搖晃、遲鈍緩慢，但畢竟是在前行而不是后退。

　　歷史或法律專業研究人員用非常沉重的語氣告訴人們：中華民族一直都想朝著這條路走，但這條路荊棘叢生、陷阱密布、濕滑泥濘、難以通行。為此，整整折騰、徘徊了大約一百年。然而，今天我們必須走下去。

　　實際上，我們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只有這條路可走。這是一條活路，其余的全都是死路。

　　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勇敢地肩擔起歷史的重大責任，必須無愧于這塊土地和這個民族。我們絕不能在這個責任面前退縮，我們必須跨出一些堅實有力的步子，為后世子孫奠定自由、幸福、安全的牢固基礎。

　　為此，我們必須著手做些什么？

　　國民的自治能力必須得到提高：人性必須恢復，良知必須喚醒，個人尊嚴必須捍衛，基本自由必須保障，義務教育必須落到實處，底層百姓的不公平負擔必須徹底取消，貧富懸殊的不合理鴻溝必須填平，貧困必須救助，失業者必須得到最大限度的重新安置。

　　公共權力的合法根基必須建立：全民公決機制必須啟動運行，民意必須成為合法權力的唯一源泉，任何代議機構的代表及行政首領必須由普選產生，所有公共權力機構及其官吏必須全部置于陽光下，一切公共職位必須平等地向全體國民開放，任期制必須貫徹始終，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等罪惡行為必須嚴厲打擊。

　　還有：必須開始建設多元社會，必須敦化風俗，必須尊重信仰，曾長期遭受凌辱壓榨的人必須獲得物質賠償，從而逐漸減少對社會的敵視或仇恨，一直被愚弄欺騙的人必須得到精神撫慰、由此慢慢增加智識增強自信，必須要求各國給予司法協助以便全數追回腐敗官僚階層犯罪集團轉贓國外的巨額財富，日趨惡化的社會治安狀況必須得到改善，社會秩序必須加以維護。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而這些僅僅是最基本、拓荒性的工作。(原載<<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