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投了半票

　　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成立人民公社。會后全國范圍內出現了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地在全國城鄉泛濫開來。

　　我的爹爹朱德從三歲起就上山拾柴，到地里撿麥穗和放羊，對于農村和農田他太熟悉了。他不相信從農村報上來的數字，想把"衛星"現象弄個水落石出。他先去廣州，到農村后聽見農民對辦大食堂不滿意，就直言對基層干部說，食堂不好就解散嘛---要知道說這話是要丟烏紗帽的可是爹爹好像不懂這些官場的過節兒。隨后，爹爹又將這些想法帶上了廬山。

　　爹爹在廬山時，住在"359"號別墅里，幾乎每天都有部下來拜望他，和當年的總司令敘敘舊。可是爹爹無心和來者敘舊寒暄，他一張口就是"大躍進"問題。不管誰來，爹爹總是用他慢條斯理的四川口音談論大煉鋼鐵和大食堂。有一天，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鑄來看爹爹。爹爹頭一年在廣東視察時，對他在廣東搞"大躍進"的過火行為大為不滿。果然，現在廣東人開始跑到湖南尋食填肚子了。陶鑄在廬山會議上主動地承擔了領導責任，做檢查前他想來聽聽爹爹的意見。

　　在廬山，想不到原本作為糾"左"的重點發言，隨著會議風向的旋轉，成了"右"的根源。爹爹當時并不認為自己的發言是錯的，也沒注意會場上明顯的情緒變化，還是按照自己想的說，以致最后變為同情彭德懷反黨分子的重要人物之一，遭受了冷落。等他發現會議大勢所趨的氣氛，才悶著頭不再吭氣。

　　講話最耿直，脾氣最大，惟一敢直闖毛澤東床前，把毛澤東從夢鄉中叫醒的彭德懷，在這次會議上遭受了嚴厲的批判。爹爹心里更加不安。爹爹知道他無法改變毛澤東的決定，但他可以不改變自己為人的原則。他在會議后期基本保持緘默，用無言表達他的滿腹意見。

　　在會議最緊張的時候，爹爹和毛澤東談過一次話，這是后來康克清媽媽告訴我的，從中可見爹爹那種無私無畏正直的品格。他對毛澤東直言指出會議的不足之處："我覺得這次會議發言民主風氣不夠。"毛澤東聽爹爹這么一說，先是一愣，想了一會兒，說了一句："你對一半兒，我對一半兒。"

　　會議期間據說還出現了一個小插曲，在表決投票時，按照慣例，大家都要高舉臂膀，便于統計。而爹爹雖說也舉手了，但他彎曲著胳膊，手舉到別人一半高的位置。那動作，一看就知道他在極不情愿的情況下舉的手。散會以后，毛澤東在廬山散步時遇見爹爹，他對爹爹說："你啊老總，舉手舉了半票"爹爹笑答道："反正我舉了手，至于手是怎么舉的，我就不知道了。"

　　廬山會議后，彭德懷倒霉了，但爹爹仍去看望他。盡管他們在一起并肩戰斗的時間最長，但兩人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即使坐在一起，也不多話。滿腹委屈也有點莫名其妙的彭德懷，看見爹爹走進他的別墅，多少得到些安慰。只有和自己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才能如此理解他的心境!

　　從廬山回來，爹爹常去玉泉山居住，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被貶的彭德懷居住在附近一處叫吳家花園的農莊里。爹爹閑居在家，經常去吳家花園和彭德懷下棋。他們幾乎不談政治話題，一尺見方的棋盤成了他們的用武之地，棋盤能為他們增添一點生活色彩。他們坐到棋盤前，頓時有了兩軍對壘的廝殺快感。被壓抑的情緒，通過咫尺的棋盤猛烈地宣泄。這對戰場上的正副司令，只要一開戰，和善的表情全沒了，拼命要將對方的軍。

　　爹爹不僅和彭德懷性格不一樣，連他們吃對方棋子的作風都不一樣。爹爹吃子是先用自己的棋子將對方的棋子掃開，然后用手把棋子揀出棋盤，像展覽戰利品一樣把繳獲的棋子排開一溜兒。彭德懷則不然，他吃子和他的脾氣一樣嚇人，"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對方的棋子上面，然后從棋子下面把子彈出來，丟在一邊，"俘虜"的棋子狼藉一片，好像毫不在意他的戰績。如果碰到彭德懷悔棋，爹爹會非常敏感地抓住對方手腕，眼睛瞪得滾圓，聲音洪亮："不能賴棋，放下"彭老總脖子都直了，干脆賴到底："你是偷吃，不算""吃你的子，還要發表聲明嗎戰術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爹爹寸步不讓。在他們的特殊戰場上，常常是從上午鏖戰到黃昏日落，才收攤回家。臨了，爹爹上汽車告別時，臉上雖笑容蕩漾，嘴上卻硬得梆梆響："下次決不手軟，殺你三百盤，有你好果果吃" .

　　1974年，彭德懷去世時，臨終想見爹爹，一次一次地向看押的看守請求，可誰也不告訴爹爹。直到彭德懷死后，爹爹才知道彭德懷臨終的心愿。他頓時老淚縱橫，泣不成聲，對著空蕩蕩的房間大聲叫嚷："你們為啥子不讓我去看彭老總要死的人，還能做啥子還有啥子可怕的" .

　　在蘭花中寄托心志

　　以前爹爹愛養育蘭花，打從廬山回來后，養蘭花變成了嗜好。他經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廣東的墨蘭、銀邊大貢、貴州的野生種類和無錫的各種春蘭，大約有千余種蘭花在溫暖的花房里爭奇斗艷。爹爹沉浸在萬花叢中，這或許是他最為舒心的時刻。

　　我當時覺得奇怪，怎么從廬山回來，爹爹的情緒始終處于低落狀態，再也沒有出現授銜時的那種激情。有時見他一個人獨自孤坐在辦公室，媽媽在旁邊話多了，他還嫌煩，會用拐杖頭拼命跺地。我們后來忍不住悄悄問媽媽，才知道了原委。

　　唉，爹爹這是在變著法子打發寂寞的日子爹爹用蘭花寄托他的心志。蘭花除去品種名貴外，還有一層含義，就是用以比喻高潔和堅貞。

　　爹爹喜好蘭花可有歷史了他20歲左右，從軍云南時，非常喜愛一種開著白色花朵的野蘭花。每到春夏交際，這種野蘭花漫山遍野，清風吹過來，陣陣芳香襲人，特別招人喜愛。因為經常作戰，流動大，不能種花，他就用瓶子養著采來的野花。再后來，他提升當官了，就一邊行軍作戰，一邊在山里采集野蘭花，移植到他各種簡易可攜帶的"花盆"中。時間一長，他認識了許多蘭花，能準確地辨別它們的品種。

　　1928年，爹爹率南昌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他又一次在井岡山上看見了久違的野蘭花，并且記住了井岡山生長蘭花的主要地點。相隔30年，爹爹到井岡山地區視察工作，仍然記得當年井岡山的野蘭花。他利用空閑時間，爬上山找到野蘭花生長地，將花移植到瓦盆里，帶下山，帶進了中南海的花圃。

　　50年代后期，北京的中山公園開始養育蘭花。爹爹知道這事后，一天坐車突然來到中山公園的花圃，一邊參觀蘭花，一邊和栽培蘭花的園丁們聊天，將自己多年養花的經驗介紹給大家。以后遇到有什么新品種，或是有什么花展，公園總是第一個告訴爹爹，爹爹有什么新品種的蘭花也經常帶去給中山公園管養。有一次，爹爹還親自用他的蘇聯"大吉斯"接大家去中南海他的花圃參觀。

　　1966年，一把"文革"的大火，徹底燒毀了他的蘭花夢。爹爹得了一個大"帽子"---養蘭花是小資產階級情調!

　　爹爹沉默地走進花圃，用手撫摩一朵朵怒放的蘭花。這些來自祖國各地的蘭花，和他相伴度過了多少朝夕它們身上留著他的多少汗水？幾乎每一株蘭花都有一段不平凡的來歷。嚴于克己的爹爹，最后不得不忍痛把自己十多年收集來的六千多盆蘭花，包括住宅里的蘭花全部送給了中山公園。

　　中山公園的蘭花多了，可爹爹的心空了!賦閑的爹爹眼前突然沒有了綠色，他在門前的空地來回打量，忽然有了主意：不能養花，我就種菜!

　　爹爹像當年在延安參加大生產運動那樣，揮動鋤頭，在自己門前開了一塊菜地。每天傍晚，也是以前去花圃的時間，他都要"下地"勞動，他那黝黑如農民的臉龐上帶著收獲的愉悅。

　　但蘭花和爹爹終究結下了終身不解之緣，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后，爹爹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園看望他的蘭花。一進花圃，看見熟悉的蘭花，好像看見久別的老朋友，眼眶都濕了。

　　但是，爹爹直到離開人世，再也沒有養過蘭花。

　　元帥府的骨肉分離

　　"文革"開始后，一天我的孩子從外面回來告訴我，說外面大街上打倒爹爹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連中南海里面也有打倒爹爹的大字報。

　　我只覺得急火攻心。那時辦公室的電話又不敢使用，讓別人知道我還在和"歷史問題成堆"的父親通話，"交代"更無出頭之日。我利用一次寫完材料的機會，就說是出學校買東西，騎著自行車飛快往中南海跑。

　　更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事還在后面呢。到了中南海西門，我和以往一樣掏出進入證件，遞給站崗的衛兵。衛兵看了一眼說，證件已經失效，不能進去。我一聽急了，我說我是來看父親的，我父親是朱德……

　　衛兵不管我的父親是誰，也不聽我的解釋，好像身邊根本不存在一個正用期待甚至是乞求的目光仰視著他并指望他開恩放行的人。我知道，這怪不得衛兵，他不過是在執行上頭的指示。

　　我用一種異樣的眼光打量這原本熟悉現在卻感到陌生的地方。我不能總是站立在門外，即使站成了雕像，我還是進不了家門。我走到旁邊的傳達室給爹爹打了個電話。聽說我不能進中南海，電話那頭一陣沉默，可能爹爹也感到了意外。過了一會，爹爹聲音低沉地說："不讓進來，就不要進來了。爹爹沒有什么，你們不要擔心。要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我讓你媽媽去門口……過一段時間，你再進來看我。"

　　可是爹爹他不知道，這次不能進中南海，意味著以后家人再也不能進中南海看他了。他所說的過一段時間，竟然是四年直到1971年林彪摔死，被"疏散"在遙遠南國的父母親才再次重返北京。為了以后能同我和孫兒們見面，爹爹沒有再進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遠的萬壽路。這以后，我們才能回家，和爹爹一起度周末。

　　在我被擋駕后不久，元帥府骨肉分離的鬧劇愈演愈烈，最后連媽媽也不能再在家陪伴爹爹。那天，我和丈夫再去中南海傳達室，看見爹爹拄著拐杖，帶著我的大兒子劉建，步履蹣跚，遠遠朝我們走來。我一驚：媽媽呢怎么讓爹爹一個人來他神色憂郁，心情沉重，和我們見面，不像以前那么樂呵呵地高興。他沒有多說什么，只是一一詢問了我們另外幾個孩子的情況。我問他媽媽呢他只是說，在婦聯參加運動，暫時不能回來。已經13歲的兒子，在一旁悄悄告訴我們，奶奶被抓去游街了，他昨天還在西單看見奶奶被押在汽車上，脖子上掛了好大的牌子，上面還有紅叉叉呢!

　　爹爹不做聲。我不想再問他什么，在這個誰都可以進來的傳達室里，爹爹他又能和我們說些什么呢?

　　直到1968年底，混亂的局勢逐步得到控制，康克清媽媽才被允許一星期回家一次，這次，爹爹發出了許久沒有發出的笑聲。

　　(摘自朱敏《我的父親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