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司法部13日公布了聯邦檢察官貝洛斯在去年5月撰成的對李文和案的檢討報告。報告中指責能源部在對該案的初步調查中，“過快地”對李文和作出了“不成熟、不正當的判斷”，李文和夫妻“不該是唯一的涉嫌者”，并譴責聯邦調查局“調查不適當”，甚至于連“粗略的調查”都沒做，就“毫不遲疑且毫不置疑地”接受了能源部把李當做“最合邏輯的嫌疑犯”的判斷，用了三年時間“調查錯誤的罪案”。不過司法部的檢討中強調說，在李案中“沒發現種族歧視證據”。

　　報告中有些話是坦率的。例如，將控李案形容作是：基于中國竊密的錯誤假設，從一堆遭懷疑者中挑出李來進行隨意且誤導的獵取間諜活動。但卻說，乍看之下，聲稱出現了按種族設定(懷疑)目標之事，似乎有點依據，因為調查人員1995年主張“辨認出直接或間接進行(核武器設計)工作的華裔美國公民”。

　　報告說，不過，這建議從未執行，它“僅只是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用華裔進行間諜活動的事實”。這話令人難信之處是他斷言了“從未執行”。就算假設1995年沒執行吧，它怎會成為后來沒執行的證據？

　　報告的意思很明白，一句話說，搞李案是有一大堆錯誤的，都有證據的，但司法部調查了一年卻沒發現李案有種族歧視的“證據”。

　　在司法部看來，種族歧視的“證據”究竟何意，并不清楚。但若能反過來觀察一下被司法部的報告沒視為“證據”的一些事實，有助于人們了解司法部在李案的懷疑、調查、囚禁、起訴中全“沒發現種族歧視的證據”一語的涵意。

　　首先，“過快地”把李氏夫妻挑出來當“唯一的涉嫌者”，作出“不成熟、不正當的判斷”的原因，難道不正是由于種族歧視？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的前情報主管查爾斯·華盛頓去年在國會聽證中作證說，李受懷疑時的情報主管特魯洛克有“種族偏見”。實驗室的前反情報主管羅拔特·伏魯曼也在同一聽證中說：“調查人員有種秘而不宣的偏見，認為嫌犯一定是華人”，“每次談到李文和的動機時，就會談到他是華人，從未談到任何其他動機”。既然特魯洛克說他的涉嫌者名單上列有五個亞裔和六個白人，且“不想把調查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以此作為他沒有種族歧視的依據，怎么一談到李的動機時就談他是華人？“從未談到任何其他動機”？特魯洛克的律師說，不過那是特氏的“上級”叫他做的。那“上級”是很奇怪的人，因為伏魯曼對國會說，他在電話上留話給特魯洛克，表示有意討論李案是否乃基于種族而進行調查的問題，“但特魯洛克沒回話”，而且“他的上級要他不要再討論此事”。不知那“上級”有沒有種族歧視？

　　其次，李案過程中到底有沒有種族歧視？李文和就覺得有，他的孩子也覺得有，亞裔團體和社區也普遍認為有。不僅李案有，據傳媒報導，還有一些亞裔科學家和一般人也因李案的影響而遭到種族歧視。這說明，李案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而是在某種種族歧視的環境條件下發生的。當李案發生時出現過多少種族歧視的言行？

　　此外，李文和的遭遇跟前情報局局長多伊奇的待遇之差異，又說明了什么？

　　第三，最有趣的證據是，調查報告中所使用的該案代號“Kin dred Spirit”(“族裔精神”)，不就明明白白地告訴人們，李被懷疑當間諜之處正是由于他是華裔？這明白地反映著調查人員的心態與想法。這算不算“證據”呢？

　　李文和正尋求對司法部、聯調局和能源部提出民事控案。司法部既是李文和案也是李文和控案的當事人。能不能說，對于當事人而言，就算“證據”掛在自己鼻尖上，都是很難“發現”的？！就如新澤西警方對于自己在公路上攔截少數族裔車輛檢查，其中的種族偏見，當然是一直“沒發現”的，雖然受害人已經經歷多年，且揭發了許久。

　　此外，司法部指示之下進行的調查報告要是承認李案有“種族歧視的證據”，豈不是注定在李文和控告該部的案件中它要敗訴？現在，司法部借著特魯洛克控告李文和說他搞種族歧視是誹謗的案件，要求公布一年前的這份調查報告，不能不令人懷疑這份報告是司法部為了逃避被控而準備的。畢竟美國的種族主義是玩得越來越微妙了。

　　(美國《僑報》2001年8月15日 作者：循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