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賓華人社團最初的成立是當時，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社會狀況與危機意識的產物，以促使互相幫助及扶持，在陌生的地方尋求庇護。當時許多華團的成立，主要是為了照顧華裔移民的福利和解決華裔社群的問題。華團一般上的功能是對外具保護性，對內具福利措施和調解糾紛的機構。在這樣的背景下，各種不同的地緣性與血緣性社團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

　　雖然眾多華團，包括地緣性與血緣性社團以及校友會，擁有不同的組織原則和招員方式，但都具有同樣的目的，就是為了促進聯誼、相互相助和創造共同福利。由于菲律賓華社積極參與經濟領域，許多貿易集團與商會也紛紛成立，以共同創造商機，從中獲取更大的商業利益。而近期隨著全球化時代的降臨，菲律賓華團也開始走出本土，參與跨國性的活動。當然，菲律賓華團亦曾主辦了好幾場跨國性的國際華團會議。

　　雖然表面上理解，組織結構強大的華團理應有魄力引導華社事務的去向，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其實，當今50歲以下的華人(占了華裔人口的90%)一般上都不加入華社團體或閱讀華文報。許多華團組織只能充當社會交際或權利交鋒的場所，無法在凝聚族群力量的努力上交出成績，更遑論就華社課題影響政府的政策決定；而華文報則傾向于報道華社內部，尤其是華團和華校的消息，卻不能反映菲律賓，包括新生代華裔的真實狀況。

　　現今的菲律賓華人普遍上傾向于認同與關注他們的所在國，他們頂多只是通過鄉情與海外華人建立生意上的網絡，并沒有參與推動所謂的“大中華經濟圈”。

　　不少外國研究員常說海外華人掌控3千億美元(1萬1千400億零吉)資產。且不談論此數字的準確性，只要跟日本145家銀行的7萬億美元(26萬6千億零吉)總資產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何況世界金融市場每日便有1萬3千億美元(4萬9千400億零吉)在市場流動。

　　無法獨力面對全球化

　　當代的海外華裔都以所在國的國民自居，因此，夸大世界華商網絡的單一性和影響力，并把這一網絡同中國的崛起扯在一起，非但與事實不符，還把在各地落地生根的無辜華裔卷入亞太戰略均衡角力的是非中。

　　為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和抓緊其所提供的機會，華裔不能只是依靠華社本身的資本，華裔必須先考慮他們的處境和所在國，因為他們的利益與所在國是唇亡齒寒，息息相關的。華社的未來不能與所在國的經濟情況分開，獨自面對全球化的挑戰。

　　在弱肉強食的時代，一旦所在國無法應付全球化的挑戰，華社的命運也將遭殃。沒有國家經濟的扶持和當地同胞的援助，華社將無法向前邁進。因此，海外華裔務必與其所在國的友族同胞齊心協力，共同進步，以面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

　　我們假設華裔能在應對全球化的浪潮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那么，華社必須加強與其他講華語社群的關系，因為東南亞龐大的華裔人口是一個我們可以善用的優勢，以提高東南亞國家之間的合作，而非只是東南亞華人之間的合作。這將使東南亞國家及整個區域受惠，而最終當然也將有利于住在其中的華人社群。這當然有別于將華人看成只會結合共同資源，施展族群經濟力量的說法。

　　所謂“大中華經濟圈”的說法并不成立，就算華商利用方言和鄉情的便利來做生意或在中國進行投資，也只不過是為了本身的利益，與海外華人的財富累計無關。東南亞的華人不會在世界經濟市場扮演海外華人的角色，而是東南亞人或所在國國民的角色。

　　總而言之，從遙遠的歐美，到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新加坡、印尼和菲律賓)，我們不難發覺各地華社華團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改變。無論是走出唐人街、融入當地社會、還是以所在國國民自居，共同建設國土，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各地華人都與祖籍地中國漸行漸遠，而與各自的所在國越靠越近。

　　而此刻當我們回頭觀看大馬華社現在的處境，那又是一番怎么樣的景象呢？我們又將走向哪里呢？我想華社除了走出族群的框框，與友族并肩作戰地建設民主與公正的大馬，為大家共同的利益努力，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家園之外，我們還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嗎？

　　(丘偉榮整理自洪玉華教授《華裔與全球化：菲律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