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英國哲學家，是20世紀聲譽卓著、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之一，195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20年，他來到中國作了一年的講學，對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性格特征、行為習慣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遠見和洞察力，對傳統的中國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層的分析、透視，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高度，評析了中西文明的特征、優劣和價值。他當時在中國各地的演講以及回國后不久就出版的有關中國的著作(后來結集為《東西方文明比較》)，受到我國進步人士的熱情歡迎和贊賞。孫中山先生稱他是“唯一了解中國的外國人”。

　　在《東西方文明比較》中的《中國人的性格》一節中，羅素認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撓的堅強毅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認為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質上的明顯差別表現在：西方人生性好戰喜歡競爭，中國人氣質平和，安于現狀；西方人愛權，中國人愛錢；西方人重視人際交往的直率，中國人講究人際交往的客套；西方人辦事傾向徹底，中國人辦事喜歡妥協；西方人崇尚變革，中國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的顯著優點是科學的方法，中國文明的突出優點是對生活目標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中國人可以從西方人那里學習不可缺少的講究效率的品質，而西方人可以從中國人那里學習善于沉思的明智。

　　在本世紀20年代，也是中華民族多災多難的年代，羅素對未來中國的走向作了許多天才的預言，現列舉以下幾段。

　　“他們很可能會超過我們！”

　　　羅素在《中西文明比較》一節中寫道：“……中國的學生很能干而且特別勤奮，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資金，缺少圖書館，但不缺乏最優秀的人才資源。盡管迄今為止中國文明在科學方面有缺陷，但它從來沒有包含任何敵視科學的東西。……

　　我敢斷言：假若中國人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資金，那么在未來30年內，他們將會在科學上創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們很可能會超過我們，因為他們具有勤奮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復興的熱情。”

　　我們到了1949年才有了一個穩定的政府，關于擁有充裕的教育資金，現在恐怕還沒完全做到，但中國確實已在科學上創造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國應不應學習西方？怎樣學習西方？

　　羅素在《中國人的性格》一節中說：“古老的中國本土文化與藝術已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生機，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滿足現代中國人的需求了。凡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他們需要外來的新因素來振興他們的傳統文化，因而，他們開始轉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們并不希望創建一種類似我們的文明。他們希望開拓一條更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國人不被煽動尚武精神，那他們一定會創造出一種更加燦爛的文明。這種新文明將比我們西方人現在所能創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羅素在《中國人的文化問題》一節中又說：“我相信，假若中國人能自由地從我們西方吸收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壞因素對他們的影響，那么中國人完全能夠從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的發展，并能結出一種把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的優點珠聯璧合的燦爛成果！”

　　中國人應不應向西方學習，應該怎樣學習西方，中國人自己爭論、探索了半個世紀，現在我們似乎已找到了正確的辦法，而這種辦法20年代羅素就已經提出并說得非常清楚了。羅素提到的“尚武”精神，是指當時的日本而言的。他認為日本人在學習西方優點的同時，也學會了西方的好戰、好侵略的缺點，他認為這種東西不利于中國創造新文明。幾十年的實踐表明，中國人沒有向西方人學習這種“尚武”精神，當然也不會重蹈日本成為戰敗國的覆轍。中國人正像羅素預言的那樣，正在開辟一種更加燦爛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

　　假如中國人選擇另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理所當然地實行變革！”羅素肯定地寫道。他又在《中西文明比較》一節中說：“……中國人認為維護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惡的，中國人幾乎沒有西方白種人那種對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實行集權統治的欲望。……中國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歸于中國人的美德。中國人本質上有一種寬容和友好的態度，他們表現出謙恭有禮，并希望別人禮尚往來。假如中國人選擇另一種行為方式，他們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改變了中國人的某些行為方式，但大規模地改變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卻是十幾年來的改革開放。現在我們應該明白，中國人經濟發展、文化繁榮，進入現代文明國家行列之后，仍保持一腔寬容友好的和平心態，反對戰爭，保衛和平，那中國肯定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族，因為中國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總想支配他人的缺陷。

　　羅素最天才的預言

　　羅素在《中國人的性格》一節中寫道：“中國只要在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的同時結合移民和大規模的控制生育，是永遠可以消除饑荒的。”他這里提出的計劃生育觀念，比馬寅初“人口論”中的計劃生育觀點早了幾十年。

　　在同一節中羅素又寫道：“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點懶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凡聰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這只是他們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很會狂熱激動，而且常常是一種集體的狂熱激動。……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這種因素使他們變得不可捉摸，甚至對中國人的將來也難以預料。你可以想象他們中一部分人會變成積極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勇敢無畏的抗日救國者、狂熱的基督教徒或狂熱地獻身于某個最終宣稱自己為絕對統治者的領袖。……”

　　羅素的這些言論都寫于1925年以前，他能預料到中國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預料到中國可能會發生的抗日戰爭，預料到沒有外國人奴役的、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命運主宰者的誕生！(摘自《炎黃春秋》1998年第3期，岳健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