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師寧

　　邪教的形成有什么樣的內在條件呢？邪教到底有什么主要特征?

　　當我們剖析“人民圣殿教”、“上帝的兒女”、“大衛支派”、“太陽圣殿教”、“拉杰尼希靜修會”、“奧姆真理教”以及“天堂之門”這幾個被世人公認的邪教時，我們發現，無論是在思想指導還是行為活動上，它們都有一個極端的特征，即絕對的教主至上，在信仰教義上則都鼓吹具體的末世論。

　　教主崇拜是邪教的特征之一，許多邪教的組織者都具有一定的魅力和權威，他們被其信徒神化，成為其崇拜的對象之一。而我們在邪教組織中發現的這種絕對的教主至上，可以說是教主崇拜的極端化，即教主高于一切，是其組織構成的核心，其行為活動的指南，信徒頂禮膜拜的唯一對象；教主的話是絕對真理，教徒自愿為教主犧牲自己的一切，甚至教主的好惡、性格也成為其宗教組織的準則或規范，成為教徒宗教生活的內容。

　　絕對的教主至上的主要表現，首先是教主(而非信眾)對自身的神化。“人民圣殿教”的瓊斯過去曾說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后來則聲稱自己就是上帝本身，是信徒的“父”、“主”；“上帝的兒女”的教主伯格最初只是把自己比喻為上帝的嘴，是先知，爾后則變成了上帝揀選的國王；大衛支派的豪厄爾為樹立教主的絕對權威，干脆宣布“我就是耶穌基督”；“奧姆真理教”的麻原自詡為“救世主”；拉杰尼希認為自己能夠與耶穌、穆罕默德、佛陀自在相處，而他的宗教是唯一真理、唯一智慧、唯一正道。其次是教主的目的是該宗教組織的目的。無論是瓊斯還是麻原，是伯格還是“太陽圣殿教”的儒雷，在政治上不僅都對現實社會不滿，而且還懷有其野心，因此他們創建的宗教組織就是他們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手段。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為瓊斯工作的“計劃委員會”委員，他們并不需要像一般信徒那樣讀經修煉，而只需為瓊斯實現其反社會、反政府的計劃出謀劃策。而“奧姆真理教”竟為麻原等人競選眾議院議員而組成“真理黨”。這些組織機構并不是宗教上的需要，而是教主本人達到其政治目標的需要。第三，絕對的教主至上必然要求其宗教組織在結構上呈全封閉的家庭制，這種結構有利于對信徒實行絕對的控制，有利于教主利用宗教作為達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有利于教主為所欲為。第四，教主個人的好惡甚至性格成為其教徒宗教生活主導。在我們列舉的幾個邪教中，除了“天堂之門”的教主阿普爾懷德之外，其余的六個教主都是極端好色之徒。他們的宗教組織成了滿足他們各種性需要的基地。更有甚者，教主的奸淫、亂倫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神圣的，以至于這些傷天害理之事也成為其信徒的宗教生活之一。“天堂之門”卻與此相反，絕對的禁欲是該組織的要求，以至于其成員需要用藥物來控制自身的正常要求。而這種做法，正是與教主阿普爾懷德的同性戀經歷有關。 　

　　絕對的教主至上的具體表現遠不止這些，然而，僅此幾點足以表明，當一個宗教組織發展到絕對的教主至上之時，其教主的言行就會對整個組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絕對的教主至上卻非一日之寒，它與教主個人的政治野心、權力欲、反社會和反道德的行為密切相關。當教主的政治野心與權力欲極度膨脹之時，他就可能帶領其宗教組織走向極端與罪惡的深淵，成為邪教。由此可見，教主自身的變化，是邪教惡變的一個潛在因素。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注意邪教的第二個特征，即信仰教義上的具體末世論。所謂末世論是關于人類及世界的最終結局的信仰和理論。許多宗教都有末世論的理論和信仰，例如基督教的末世論就相信世界末日將來臨，在彌賽亞來臨之前，將有巨大的自然變異和災難，天使和撒旦將展開激烈的戰斗，然后在地上建立以基督為道的義人統治的新秩序，惡人受永刑，最后出現新天新地。然而，基督教的末世論并無明確的時間，盡管許多神學家用各種方法推測了基督再臨的日期，提出了各種解釋，但基督教神學史上的主流派別都不贊成對末日的時間加以臆測。邪教的末世論卻完全不同，幾乎所有邪教的末世論都是一種具體的末世論，這種“具體”有兩種表現，一是確實提出了具體的時間，例如麻原在多次的講演中提到2000年將爆發“世界最終戰爭”，甚至說中國滅亡之日是2004年末至2005年初；另一種是把發生的某些事件作為標志，例如瓊斯認為政府取締該教是末日來臨的標志，儒雷認為當今世界的各種問題如種族戰爭、艾滋病、污染等都是末日的征兆。因此，在絕對教主至上的狀況之下，教主命令信徒為避開末世的災難而所做的一切，在這種信仰與理論的配合之下，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幾大邪教出現的集體自殺事件，“奧姆真理教”在公共場所放毒的事件，“上帝的兒女”從接受末世來臨之考驗而引發出來的雜交亂淫，都是邪教這兩大特征相互配合的結果。 　　由此可見，從對具體末世論的信仰到付諸于行動，也是一個邪教在惡變過程中的潛在因素，只是這個因素的作用必須在前一因素，即絕對教主至上的配合之下，才可能導致行動上的后果。

　　如何判別邪教是一個具有實際意義的問題。在宗教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宗教觀念中的正邪已不再成為判別“正”與“邪”的標準。當一個宗教組織逐步走向反社會、反人性的道路，其行為活動違反了社會的基本道德和法律時，我們就可以將之定為邪教。這個標準是一個世俗的標準，它以法律為準繩，因此具有政治性和社會性。 　　至于為什么有人會加入邪教，甚至在邪教的各種罪惡被揭示之后，仍然有人為之唱頌歌或者仍然堅持對其的信仰，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其中既有社會環境因素，也有個人心理因素；既有教主方面的原因，也有信徒方面的原因，甚至還有人之理性、非理性與超理性的緣由。對此的研究，還有待于有識之士和對此問題關心和感興趣的人的共同努力。

　　邪教與異端和異教是不同的。“異端”一詞來自希臘文hairesis，原意為“選擇”，是占統治地位的基督教正統理論對與之觀點相左的基督教派別的指稱，在早期基督教中并無貶義。2世紀之后，“異端”逐漸專指教義上的而非信仰上的錯誤，被稱為異端的人并不在組織上分裂基督教，也沒有背叛基督教。這個詞現在普遍指的是，同宗教組織之內對教義的不符正統的理解。異教最初是基督教對其自身之外其他宗教的稱謂，后來成為各宗教對各自之外的宗教的指稱。因此，邪教與異教和異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既不應該隨便把這一指稱扣在與自己宗教不同的其他宗教頭上，也不應該將之冠予對教義理解有不同的同宗其他派別。

　　當代的邪教事件雖然不多，然而，它們給世界和人類帶來的震驚和危害卻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