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琦

　　1978年11月18日，靠近委內瑞拉邊境的稱為瓊斯敦的圭亞那熱帶叢林中，發生了震驚中外的912人集體喝氰化物自殺事件。這些自殺者都是稱為人民圣殿教的教徒。整個營地只有四人幸免于難，其中兩人是冒死逃跑的。另兩個是行動不便和耳聾的老人，由于被別的信徒忘卻而幸存的。造成這一慘案的根子是教主吉姆-瓊斯。他在1977年把他的信徒從舊金山拉到圭亞那，原本想在該地拓荒建成一個他們的世外桃園，但最終卻因他極度的權力欲發展到妄想癥而迫使信徒與他一起走上了自絕之路。

　　吉姆.瓊斯，1931年出生于美國印地安納州的的林恩。其父曾是個農民，也當過幾天工人，一次大戰時應征入伍，在法國打仗中了毒氣，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在瓊斯很小時就死了。瓊斯長大后對其父既陌生也無好感，因為他得知其父曾在當地參加過三K黨，而且是名骨干。在他的心中，這始終是個創傷。后來在他對人談論起他父親時總用十分輕蔑的口吻稱之為“卑鄙的種族主義鄉巴佬”。瓊斯自小深受其母內塔的影響。內塔是個極富同情心又極虔誠的人。雖然她生活很艱難，每天在工廠工作很長時間以維持全家的生計，但她總樂于幫助窮人和弱者。她每星期都要帶著小瓊斯進教堂。內塔喜歡看《全國地理雜志》，喜歡幻想，并相信靈魂轉世。她相信她前世曾在亞馬遜河航行過，還把這些都編成故事對小瓊斯講述。她深信神跡奇事，常把夢境作為一種預兆。她曾告訴兒子瓊斯，她常夢見他將來肯定成為偉大的人，將為窮人和弱者奉獻一生。這些思想對瓊斯有著十分深刻的影響。使瓊斯既對窮人頗具同情心，又相信自己將成為像耶穌那樣的偉人。

　　瓊斯在1949年高中畢業時對到底是當牧師還是當醫生拿不定主意，但不久他認識了在護校學習的馬西琳，兩人一見鐘情并很快結了婚。馬西琳支持瓊斯將來當牧師，于是瓊斯便進入了印地安納波利斯的巴特勒大學學神學。1953年瓊斯在印地安納波利斯附近的窮人區建立了一所小教堂，定名為“國民公共教堂”。瓊斯以其出眾的口才和特有的宗教狂熱吸引了許多窮人，特別是黑人。他在教堂中著重宣傳的是耶穌基督對窮人的愛心和為窮人施行的為各種神跡奇事。并在自己的教堂中，讓黑人和白人共同祈禱，這在50年代的美國，尤其是在較保守的印地安納波利斯是較為罕見的，因為那時仍實施著種族隔離。由此該教堂被一些白人種族主義者視為眼中釘，多次遭到破壞，迫使他們多次搬遷。1960年在特拉華街蓋了“人民圣殿純福音堂”。這可以視為人民圣殿教的雛形。

　　由于瓊斯在種族問題上很早表現出他的反歧視態度，在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高漲時，他成為當地頗有實權的人物。1961年他被該市選為“城市民權委員會”主席，開始步入政界。同年他帶著妻兒去南美洲傳教，在巴西的貝洛奧里藏特市的一個貧民區傳福音，在那里他與一些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學生和工人甚至于牧師有了接觸。1963年他帶著全家返回故里。當時正值黑人民權運動風起云涌之時，他既為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所激動，但更為黑人中的激進派馬爾庫姆-愛克斯的言論所震驚。因為馬爾庫姆激烈地抨擊基督教是白人用來壓迫黑人的宗教。這動搖了瓊斯最根本的信仰——相信通過基督的愛去改造社會，取得社會正義。他開始對基督教采取批判態度，并用他在巴西曾了解到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方法對美國社會進行分析，在教堂向窮苦的信徒宣傳造成他們不幸的真正社會根源。1964年他被正式授任為基督門徒派的牧師。但這時的瓊斯已與傳統的基督教拉開了距離，對基督教上帝和基督教的公義不再那么信任了。但對于其中的《啟示錄》中對世界末日的描寫他卻是十分相信。1965年他就預言1966年美國社會將大崩潰并發生核戰爭。為躲避這場災難，他于1965年底帶領了30名最忠誠的信徒來到舊金山北面的偏僻山岡“紅杉谷”，開始過起公社式的集體生活。不久，瓊斯在這里的傳教活動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快有幾百名信徒跟隨他。1967年他們在其中的一個山岡上蓋起了自己的“人民圣殿基督堂”，人民圣殿教正式形成。

　　1968年瓊斯遇見了畢業于斯坦福大學的律師提姆.斯托恩，兩人一見如故。斯托恩使瓊斯明白，事實上世界并沒有像他認為的那樣末日已到，而且即使末日到了也不應該坐等，而是應去積極拯救這世界。由此他們更熱心于把教會工作與政治密切結合。為了擴大本教派的影響，兩人積極籌措把教會擴大到到舊金山和洛杉磯。1971年他們在舊金山和洛杉磯分別買下了業已蕭條的很大的猶太人會堂。從1972至1975年是人民圣殿教大發展時期。他們在洛杉磯和舊金山分別發展了數千名信徒。其中大都是窮人和黑人，但也吸引了不少自由派白人中產階級。這些人有文化，往往成為圣殿教的中堅力量。

　　人民圣殿教的最核心的部門稱為“計劃委員會”，成員絕大多數是文化程度較高的白人，共有一百多人。名義上它是擬定圣殿的方針政策的機構，但真正重要的決策全由瓊斯及少數像斯托恩這樣的一些人商定。瓊斯對委員會成員的要求與一般信徒不同，他們可以不參加讀經、靈療，也可以不相信神跡奇事，但必須全力以赴地支持圣殿的事業，包括必須犧牲他們的時間、金錢和全部的精力，乃至他們的私生活，就連與教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也要受嚴格的限制。委員會常常整夜開會，討論如何反對資產階級的利己主義，建設一個完善的平等社會。對輕微的違紀者開展無情的批判。

　　人民圣殿教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多信眾，一方面與瓊斯個人的魅力與口才有密切關系，也與他們的傳教方式不同于傳統宗教，給人以新鮮感有關。他們經常組織巡回傳教團開車深入到各大城市的貧民區，熱情地邀請那些被社會遺棄的最底層的人和黑人參加他們的福音布道會，向他們提供各種救濟活動，與此同時他們把傳福音與政治密切結合，并批判欽定本圣經中不合邏輯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內容，特別強調造成貧困的社會根源──資本主義的罪惡。提出要推翻這種邪惡的制度，這些說法是多數美國人聞所未聞的，往往引起他們的好奇，進而吸引他們參加，尤其是對備受壓迫的下層群眾更是如此。

　　瓊斯把教會變成了福利教會，在教會中實行再分配。在圣殿外工作的會眾必須交納收入中很大部分，有時高達25%，對有些富裕信徒甚至要求他們把自己的財產轉讓給圣殿。圣殿則提供24小時的社會服務和會眾的全部需要，包括免費住宿、吃飯、托兒、醫療，甚至還為信徒提供學費。凡進入圣殿中的信徒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有工作。因此信徒無須為自己的生計煩惱。這對信徒，尤其是貧困信徒無疑就有了安全的保障。由此它對窮人特別有吸引力。

　　瓊斯在圣殿內營造一種和睦的家庭氣氛，凡進圣殿的人都一律以兄弟姐妹相稱。而瓊斯是他們當然的“父”，瓊斯的妻子就是圣殿的“母”。這種家庭氣氛對遭社會遺棄的人，或單親家庭的成員而言十分重要。這也是他們教派中這類人較多的原因之一。

　　圣殿舉行的禮拜儀式活潑生動，教會中用流行歌曲的曲調代替傳統的贊美詩，用樂隊代替風琴。再加上在教會中團結融洽，不分種族、貴賤的平等氣氛對追求自由的人很有吸引力。

　　凡此種種，人民圣殿教在70年代上半年發展很快。他們在社會上頗有影響，許多政界人物為拉選票都要爭取他們的支持。瓊斯本人也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1975年他被“美國生活基金會”選為美國“百名優秀牧師”之一。與此同時，舊金山市長還任命他為該市住房管理機構主席。次年他被《洛杉磯先驅調查報》提名為“本年度的人道主義者”。隨著政治上名氣的增大，圣殿的財源也滾滾而來。不僅有信徒的各種奉獻，還有大量的各種募捐，錢財之多往往使瓊斯本人都始料不到。

　　瓊斯在這一勝利面前權利欲極度膨脹。教派內的民主氣氛愈來愈少。他把自己從以前的上帝的代言人的地位變為聲稱自己就是上帝本身。他是信徒的“父”，是他們的“主”。任何人不得違背他的意志，否則就是叛徒。教會中每個信徒的發言都充滿對他的贊美和歌頌之詞。原來他所宣傳的“愛”也為愈來愈嚴格的紀律和懲罰所替代。更有甚者，他利用信徒對他的崇拜，在教會內可以對任何一位年輕、有吸引力的女會眾提出性要求，而無人敢拒絕，許多被他選中的婦女還把這視為無上的榮光。所有這些變化最先引起了教會中一些的中產階級對他的不滿，有些人開始設法擺脫他的控制。

　　首先掙脫他的控制的是埃墨爾.墨托一家。他們在1975年不顧瓊斯設下的種種障礙和威脅毅然脫離了該派，被瓊斯咒罵為懦夫和叛徒。但這并沒有阻擋住一些人逃跑。最令他震驚的是他的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斯托恩之妻格雷絲的叛逃。格雷絲不僅知道圣殿的許多內幕，而且是他的情婦之一，還與他生了一個孩子。此外一些叛逃者在有關雜志上發表了文章，揭發瓊斯的獨裁和人民圣殿教內幕。對此他變得愈來愈神經過敏，認為美國政府和中央情報局等人要搞垮他們，于是決心要趕快擺脫美國，搬遷到他在多年前就看中的、與世隔絕的圭亞那的熱帶叢林中。但這次他受到了更大的打擊，他的心腹斯托恩因為不愿意去圭亞那而叛逃。這對瓊斯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他再次感到《啟示錄》中世界末日的預言得到證實，其明證是這個罪孽深重的美國巨人又要毀滅他及他的圣殿。他必須帶領信徒趕快逃離此處。1976年他與圭亞那政府正式簽訂了面積約3.843英畝叢林的長期租約，把該地定名為瓊斯敦。1977年人民圣殿教分成幾批全部搬遷至圭亞那。

　　在圭亞那，瓊斯仍舊密切注意著留在美國的的那些叛逃者的行蹤，他的危機感和權力欲比以前更嚴重了。由此他對信徒實施的統治更為嚴厲。為確保他的統治，人們不僅要從事十分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從學齡兒童到老年人都要參加他組織的各種政治教育班，聽他沒完沒了的說教。他還不時地搞警報演習并危言聳聽地對信徒們宣布圣殿的叛徒們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共同勾結，已組建了一支雇傭軍正駐扎在巴西邊境，準備要進攻他們，他要全體人員拿起武器或代用品夜以繼日地守衛瓊斯敦。他還用性作為控制信徒的手段。任何一位犯錯誤的男信徒，不管是什么錯誤都要被批判為對性生活比對革命更關心。瓊斯支持女性用拒絕過性生活的方式去懲罰男性。相反對那些合瓊斯意的男性，瓊斯則讓一些女信徒去陪床，以示嘉獎。瓊斯本人在這方面則更加肆無忌憚。他想要到手的女信徒，如若不從，他便指使手下采用各種手段，包括使用鎮靜劑等方法使女方失去自衛能力以滿足他的淫欲。為防止人們逃跑，他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如設置武裝崗樓，沒收護照等辦法。正如以斯托恩為首一些叛逃者組成的“有關親屬委員會”于1978年4月11日向報界發表了措辭強硬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瓊斯“窮兇極惡殘酷無情地漠視人權”，使用“肉體和心理兩方面的威壓手段進行思想訓練運動，以沒收護照和公社周圍設置崗哨的辦法防止社員離開瓊斯敦，以及剝奪社員私生活的權利，剝奪言論、集會自由。”

　　“有關親屬委員會”在成立后曾對瓊斯進行過多次揭發，起初都沒有引起政府的重視。直到他們發表上述宣言后，在美國國內引起傳媒和一些國會議員的重視。與此同時，這也使瓊斯深感恐慌。他先是大哭，然后把全體社員集中起來宣布末日已到，當場進行集體自殺演習。瓊斯敦的情況愈來愈令有關人士擔憂。1978年11月14日，美國國會議員利奧.賴安帶領了由“有關親屬委員會”6名成員和舊金山各日報記者和全國廣播電視新聞公司的電視攝影人員組成了調查團直抵圭亞那的喬治敦。經再三交涉，瓊斯同意賴安一行前往瓊斯敦調查。瓊斯向其敵人展示了所謂的成就，但就在此時，有9人逃入叢林，另有人直接向賴安提出要求跟他們一起離開瓊斯敦。就在賴安帶著“叛變分子”要乘坐飛機離開時，瓊斯派人用機槍對他們進行掃射，當場打死包括賴安在內的5人，打傷了12人。接著瓊斯把全體社員集合起來，周圍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崗哨，然后正式要求全體喝氰化物自殺。大多數人心甘情愿地跟隨他去死，但也有不少人并不想這樣去死，但迫于強大的壓力，被迫服毒自殺。瓊斯最后也飲彈自盡。在臨死前瓊斯一再對哭喊的人群說，死亡只是暫時的休息，他們很快便能在另一個世界相見。多數人也確實相信他們的“父”所說的一切。

　　在瓊斯敦慘案發生后不久，又有些幸存者自殺，跟隨瓊斯而去。有些叛逃者全家被暗殺，更多的人則像做了場惡夢，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