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淮

　　 中國即將加入WTO，這使中國經濟步入與世界深度接軌的新階段。與此同時，市場制度的普遍性特征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政府的行為模式。內地學者指出，這將對受傳統文化和作風習慣浸潤已久的政府行政體制帶來沖擊。

　　WTO作為一個規范的國際貿易組織，其一系列規則協定對成員方具有很強的約束力，對成員方的政府行為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復旦大學的王世雄教授指出，這客觀上要求中國轉變政府與市場和企業的關系，規范政府管理方式，提高政府治理水平，以順應“入世”后的環境置換。

　　上海行政學院曾峻教授指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及行政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個年頭。中國二十年來的對外開放政策，令行政體制改革雖然得到了來自外部力量的促進和推動，但改革的動力，主要還是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社會變遷來推動著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走。那么，在中國加入世貿以后，中國的行政改革將同時受到外部力量的作用，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將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這一環節給中國的行政管理帶來更全面、更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在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行政體制改革的要求也更強烈；另一方面，中國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中，也需要自覺地按照國際慣例和規則來改革政府行為。這是新世紀中國公共行政發展的雙重動力。

　　王世雄教授指出，“入世”以后，中國政府面臨的不再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內市場，而是一個強調流動自由、交易規則、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開放的世界市場，政府政策的試錯成本越來越高(包括受WTO規則的制裁和資產外流等)，這對中國政府行政體制提出了尖銳的挑戰。在現階段，中國各級政府的一些政策活動是與WTO規則不相適應的。例如，在企業扶助政策上，以各種優惠政策和稅收減免為形式的變相補貼大量存在。在地方性產品指導政策上，有的不顧市場需求，造成各地產品結構雷同，不僅加劇了內地市場的削價競爭，而且因大量外銷出現個別傾銷現象，引發國外的反傾銷報復。“入世”之后，上述這些問題將逐漸失去存續的體制條件。WTO協議的要求和市爭競爭的壓力，將促使中國政府進一步優化政策行為。

　　有關學者認為，首先政府要強化政策的科學性。這要求政府的決策符合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符合WTO的基本規則和管理對象的具體特點。政府不僅要視市場和企業為重要的管理對象，而且要以市場信息和企業需求作為決策的重要基礎。

　　其次要增強政府政策的法治性，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法治經濟，它要求政府政策必需為法所支配，以此保證政府為市場和企業提供公平的“游戲規則”。在法律、法規的制訂上，要使其既適合中國經濟發展規律，又符合WTO的有關原則。同時，要廢除一些過時的以及與WTO規定不一致的行業性、地方性和內部的規定或政策，使全國形成統一的法律體系。各級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要依照國內法行政，也要依照國際法辦事。同時要建立中國的各種監督機制，使公共權力的主體都按照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來行使公共權力，訂立各種制度框架以減少權力腐敗現象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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