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熊向暉同志長期在情報與外交戰線上工作，最近由他本人撰寫的《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記載了他一生經歷中不少難忘的片斷，現摘錄其中的一則，以饗讀者。”

　

　一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時許，原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打電話通知我：總理今晚7時宴請黃春谷夫婦，命我參加。青長同志讓我提前半小時到達北京飯店西一樓會客室。

　　黃春谷夫婦是美籍華人，在檀香山經營雜貨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黃春谷對接待人員說，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開學校讀書時和周恩來是同學，那時周恩來還有個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見見這位老同學。

　　總理正在病中。5月6日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抵京，5月11日巴基斯坦總統布托抵京，5月17日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抵京，都由鄧小平副總理主持歡迎宴會和會談。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向這三國元首解釋：周恩來總理年事已高，身體不好，醫生讓他盡量減少外事活動。外國記者作了報道。我不理解，病中的總理為什么要宴請黃春谷夫婦。

　　當晚6時半，我到了北京飯店，恰好碰上青長同志。我們走到那間會客室，剛交談幾句，總理進來了———比預計的時間早20幾分鐘。

　　我已有一段時間沒見到總理了。他更顯得清癯，臉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時仍然那么有力，雙目仍然那么炯炯。

　　總理說，本來打算不見黃春谷，看到他寫給我的問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學的口氣，不落俗套，我很欣賞，決定還是見見他；既然見他，也就見見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總理”，寫些恭維話，我就不見了。

　　總理詢問美國、英國、西德的政局，青長同志作了簡要回答，我也補充了幾句。總理說：經濟是基礎，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情況應該認真研究，近來冒出一個“石油危機”，西方國家惶惶不可終日；它們離不開石油，都向中東產油國插手，環繞石油問題的斗爭錯綜復雜，將來很可能在中東爆發一場石油大戰，你們要注意。

　　總理問：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豐富？我說：儲量大約五六十億噸。總理又問：前不久墨西哥總統的兒子來北京，你見了他沒有？我說：外交部沒有安排，大概因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總理說：不在外交部工作為什么不可以見見？過去你同他們一家人那么熟，不見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沒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員引導黃春谷走進會客室。總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對黃春谷說：老同學！五十七年不見了！我們都老了！又對黃春谷夫人說：春谷兄比我大幾歲，我怎么稱呼你呢？就叫你黃大嫂吧。

　　兩位老同學并肩坐在雙人沙發上。黃春谷從皮夾里取出5張照片，一張張平放在沙發茶幾上。他對總理說：五十七年前的東西全丟了，只有這5張照片舍不得丟，現在送給你作紀念。

　　原來那是5張劇照，男女演員都穿著民國初年的服裝。黃春谷指著第一張劇照問總理：還記得這出戲的名目嗎？總理看了看，說：這是《一元錢》。總理又依次看了另4張劇照，邊看邊說：《恩怨緣》、《華娥傳》、《億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詢這5張劇照的來由。黃春谷說：1915年10月，南開學校舉行建校11周年慶祝會，事先幾位同學商量，在慶祝會上演一出新劇，———你們現在叫話劇，翔宇多才多藝，大家請他編劇、導演，還請他扮演女主角。這出戲就叫《一元錢》，很受歡迎，以后又編演了幾出。

　　總理說：當時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學不演戲，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戲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學演。那年我17歲，還不知道馬克思主義，想用新劇感化社會，這當然辦不到。

　　總理同黃春谷辨認這5張劇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敘談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時代。

　　青長同志問總理：是不是邊吃邊談？

　　總理對黃春谷夫人說：對不起，我只顧同春谷兄“彈老弦”，幾乎忘了請黃大嫂吃便飯。好，現在就去餐廳。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擺了一把湯勺和兩副刀叉。總理說：今晚請春谷兄、黃大嫂吃西餐，沒有預先準備，臨時點菜，從菜譜上選自己愛吃的點。就照他們的安排，每人一湯兩菜。現在外國朋友來的多了，許多人愿吃中國菜，也有人不習慣。我要試試他們的西餐做得怎么樣。

　　總理對餐廳的服務員說：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菜量不要太多，夠吃就行。不夠，可以添，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費。

　　在進餐過程中，總理向黃春谷夫婦提出一些他們熟悉的、也是總理希望了解的問題。氣氛輕松愉快。

　　餐畢，總理對黃春谷夫婦說：你們明天一早去長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們了。現在我們一起照個相，洗出來送給你們做紀念。

　　總理同黃春谷夫婦握別后，又對青長同志講了幾位因病住院的黨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長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們安心治療。(幾年后，黃春谷夫婦故去)。

　　沒有想到，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總理進餐，最后一次當面聆聽總理的談話和指示。

　　二

　　當時“沒有想到”，是因為從這次接觸中，我感到總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港臺一些報刊把總理減少外事活動同“批林批孔”聯系起來進行渲染。但不久報載，總理于5月24日會見美籍物理學家李政道(總理聽說李政道建議選拔一些小學生，從小進行基礎科學培養，認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談)；5月26日毛主席會見英國前首相希思，總理參加；5月29日總理宴請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這都使我認為，總理已經康復。可是，從那以后，總理的名字忽然又從報紙上和廣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葉劍英副主席找我談話時，我問他：最近總理在做什么？葉帥嘆了口氣，表情沉重地說：兩年前已發現總理有病，但總理堅持工作，現在撐不住了，毛主席、黨中央決定讓他住院治療。6月1日，總理搬到305醫院，醫生盡心盡責，總理身體的底子也好，但他畢竟是76歲的人了。葉帥沒有講總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詢問，但我意識到，總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頸椎病多年，久治無效，可能癱瘓。上海中醫傷科專家魏指薪、李國衡善治此病，我于7月6日赴滬就醫。華東醫院內科主任肖文炳診斷我患急性肝炎，短時期難以痊愈，勸我耐心治療。我每天看報，每天都希望看到總理復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

　　9月29日下午4時許，我接到羅青長同志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青長同志告訴我，鄧大姐轉達總理的指示，今年是建國25周年。國慶招待會的規模比往年大，總理要我同醫生商量，能不能請幾天假回北京，過了國慶節再回上海繼續治療。如果醫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強；但總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參加國慶招待會。不參加，名字不見報，可能引起猜疑或誤解。究竟行不行，由醫生決定。

　　我心情萬分激動，接完電話已熱淚盈眶。我知道總理不只是關心我，他還在關心其他許多老干部，關心出席國慶招待會的所有名單。他是作為政治問題來關心的，因為那時人們常從報上出現的名單觀察中國的政治動態。

　　我向肖主任講了青長同志電話的內容，肖主任聽后，眼眶有些濕潤。他說：你的肝炎還沒有治好，不能離開醫院，為了不使總理失望，破例給你5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須注意的事項。經詢問接洽，當晚我乘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陪送一位國賓的專機回到北京，立即打電話告知青長同志。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請柬，外頁國徽下印著紅字“1949———1974”，里頁紅字鉛印：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訂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時半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招待會請參加周恩來另附一張通知，其中第一段是：“您的席位在第1區第38桌，請于下午七時十分前由人民大會堂北門入場。”

　　我于6時3刻到達人民大會堂宴會廳，10人一桌的圓桌幾乎擺滿，絕大部分人已經就座，不到7點就到齊了。我聽到許多人在議論：總理今晚來不來？有的說：總理身體不好，不會來。有的說：請柬是用總理的名義印發的，他一定來。我遠遠看到英籍女作家韓素音，走過去同她打招呼。她也問我：今晚總理來不來？我反問她：你看呢？她說：我是作家，也是醫生；作為作家，我希望他來，作為醫生，我希望他不來。鄰桌一位不相識的中年婦女插話說：我們是工人，我們希望總理來，我們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識的老人說：我是公社社員，特別希望總理今晚來，和我們一起過個團圓節。———原來這天恰好是舊歷八月十五。

　　宴會廳東側入口處的帷幕拉開，水銀燈亮了，軍樂隊奏起迎賓曲。入口處附近的座位上先響起了掌聲，發出“總理來了，總理來了”的歡呼聲。熱烈的掌聲頓時響徹全場。人們自動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翹起腳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許多外國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繼發出“總理來了，總理來了”的歡呼，夾雜著“總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嘆。也有人坐著不動，那是于會泳、劉湘屏……一小撮。

　　我看到了總理，他還是穿著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過去緩慢，鼓掌的節奏也比過去緩慢，但他仍然展現著特有的魅力和風采。總理走到主賓席中間，掌聲更加熱鬧，許多人含著眼淚在鼓掌。我忽然發現，坐著不動的那一小撮不知什么時候也站起來了，也在有氣無力地鼓掌。

　　軍樂隊高奏國歌，人們暫時安靜下來，但還有許多人拿著相機對準總理拍照。總理在聲震屋瓦的掌聲中緩步走上講壇，人們的眼睛盯住他。總理開始致祝酒詞，他每講完一句，就響起一陣暴風雨般的掌聲。他的祝酒詞不到四百字，人們鼓掌的時間超過他致詞的時間。當總理請大家為中國各民族大團結、為世界各國人民大團結干杯時，會場的情緒達到最高潮。人們舉著酒杯目送總理回到主賓席的座位上，遙向總理祝酒，祝愿總理健康。

　　司儀宣布招待會結束。我隨著人們蜂擁著往前擠，想再看看總理，多看看總理。總理頻頻揮手，陪著柬埔塞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緩步離去。

　　這是我最后一次參加總理主持的國慶招待會，最后一次親耳聽到總理生前的講話，最后一次親眼看到總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載了新華社9月30日電訊，開頭說：“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今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招待會，熱烈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說，“我國領導人以及各條戰線、各個方面的代表和人士，來自世界各地的來賓，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會。”接著，分21類報道了出席招待會的2282人名單，人數最多的一類是“工農兵英雄模范人物、先進人物、先進工作者、批林批孔先進單位代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代表、‘五七’干校代表、工農兵學員代表、紅衛兵代表、街道居民代表”共841人。

　　這份名單是當時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給總理的，并說已由毛主席聽過，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蕭華和相聲大師侯寶林。總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過”，提出增加齊燕銘。9月29日晚總理“又將兩千多見報名單細細翻閱”，提出再增加“韓權華(衛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潛夫人)、洪希厚(張治中夫人)、劉蕓生(傅作義夫人)及張學銘(張學良之弟、張學思之兄)”。

　　對毛主席“一一聽過”的名單，重病中的總理連夜“匆匆看過”，次晚又“細細翻閱”。對名單中已有的某些同志，總理囑咐要參加；對名單中沒有的若干人士，總理提出書面意見。總理對此的考慮，不須多說了。

　

　三

　　1975年9月5日下午，羅青長同志給我看總理對一份材料的批示。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雜志所載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蔣介石逝世后的臺灣局勢，介紹蔣經國的經歷以及他的若干情況。

　　總理的批示很短：請約王昆侖、屈武一談，緊接著是四個字“托、托、托、托”。

　　總理的批示是用鉛筆寫的，有些筆劃顯得彎曲，看出來總理寫的時候，手在發抖。

　　我看后忍不住哭了。問青長同志：總理的病究竟怎么樣？

　　青長同志流著眼淚說：三年前就發現總理患膀胱癌，癌細胞已經擴散，由吳階平大夫領導的醫療小組盡了最大努力，現在只能盡量延長生命、減少痛苦。

　　青長同志囑我保密。

　　對此我已有耳聞，從青長同志處第一次得知詳情。總理病到如此程度，還在關心臺灣情況，還在親自看材料，還在用顫抖的手親自作批示，還在為祖國的統一大業殫精竭慮。我不禁痛哭失聲。

　　9月8日下午，青長同志在政協禮堂第一會議室約請王昆侖、屈武兩同志座談，總理辦公室的錢嘉東、趙茂豐同志，中央統戰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參加。

　　事后，我和幾位同志搜集蔣經國發表過的文章，加以摘要，擬分10輯，用大字鉛印，陸續送總理便中參閱。出到第4輯，總理逝世了。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總理生前的批示。

　　祖國統一大業至今尚未完成。祖國統一是海峽兩岸所有中國人的共同愿望。我認為，“托、托、托、托”不是總理“托”給哪一個人的，而是“托”給所有的中國人的。臺灣當局和臺灣同胞也該不負這一重“托”，———這是周恩來總理為了所有炎黃子孫千秋萬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