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潔

　　近代史上的劉師培，首先是學術史上不可繞過的一個人物。

　　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卻以政治上善變而著稱。他曾經著意滿清科場，后來卻力倡排滿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斗士轉變為無政府主義者，再變為清廷督撫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擁護者告終。他就這樣沿著一條倒退的“政治路線”走下去，而且如此徹底，絕不回頭，無可挽回。蔡元培在《劉君申叔事略》中稱：“向使君委身學術、不為外緣所擾，以康強其身而盡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寧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遺憾的是歷史畢竟不能假設。

　　劉師培，字申叔，號左庵，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蘇儀征的一個書香門第。自幼便飽讀經史，很自然地對科舉抱有理想。他十七歲(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舉人，可謂少年得志，意氣風發。1903年，躊躇滿志地赴開封會試，不料卻名落孫山，初次品嘗到“飛騰無術儒冠誤”的失落感。返鄉時途經上海，意外結識了因宣傳革命而屢遭清政府通緝的章太炎，章此時已是飲譽學林的古文經學大師。劉家祖孫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傳》而著稱，章太炎推重劉師培家傳的古文經學，劉師培仰慕章的學問，二人意氣相投，學問相近，引為知己。當時上海是國內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帶，章太炎在《蘇報》上鼓吹排滿革命，受章影響，劉師培思想幡然一變，從此絕意科場，主動投身民主革命活動。這年三月，他在《蘇報》發表《留別揚州人士書》、《中國民約精義》等文章，不久，改名“光漢”，著《攘書》，表示“攘除清庭，光復漢族”的決心。

　　這年夏天，上海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章太炎、鄒容被捕，劉師培并沒有被嚇倒，反而更趨激烈。他與蔡元培等共同發起“對俄同志會”，參與創辦《俄事警聞》，揭露沙俄侵略中國，反對清政府賣國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聞》改名《警鐘日報》，劉師培與林獬擔任主編，同時，他還是《中國白話報》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話文的通俗形式宣傳民主革命。他在該報上發表《論激烈的好處》，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繼參加了蔡元培等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并成為光復會的首批會員。劉師培的“激烈”為他在革命黨人中贏得了一席之地。

　　這期間，劉師培回鄉探親，不久，便匆匆攜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進愛國女社就讀，后來成為極端的女權主義者，甚至不惜以男性為敵。她與劉師培結婚后，改名何震，姓氏也改為從父母兩姓，署名震。據說，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常常對劉師培作“河東獅吼”，后來對劉師培的投清變節影響很大。

　　1904年冬，上海發生了謀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事件，劉師培是主要策劃人之一。王在任廣西巡撫期間，廣西爆發哥老會陸亞發、王和順起兵事件，巡撫王之春奏請清政府借法國兵以平亂，而且向亨達利洋行借款，許以事后轉讓廣西全境路礦之權。這令革命黨人為之憤慨。王被免職后居留上海，革命黨人萬福華(華興會會員)與劉師培、林獬密謀行刺，劉師培將其朋友張繼所贈手槍借與萬福華。雖然事情沒有成功，卻使劉師培在革命黨人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次年三月，《警鐘日報》因罵了德國侵略者而遭到租界當局查封，劉師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轉道去安徽蕪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學、皖江中學，同時秘密從事革命活動。當時，陳獨秀、章士釗等也在安徽公學任教，并且組織了反清革命團體岳王會，劉師培成為其中的一員。

　　1907年2月，劉師培應章太炎之邀偕同母親、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權東渡日本，拜謁了孫中山，并加入同盟會。劉師培很快成為章太炎主編的《民報》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連在《民報》上發表《普告漢人》、《利害平等論》、《悲佃篇》、《清儒得失論》、《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激烈的反清文章。

　　也許是由于這時同盟會領袖內部分歧，劉師培對革命形勢有點悲觀；也許是劉師培夫婦過于年輕，缺乏對洶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識能力。就在這時，劉師培的思想開始發生第二次轉變。當時的日本社會黨內部彌漫著一股無政府主義思潮，受其影響，到日本才三個月，何震便發起“女子復權會”，創立機關刊物《天義報》，這是中國人在海外創辦的第一家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刊物。《天義報》積極介紹無政府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思想。劉師培很自然成為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對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紹，把其概括為“互相扶助說”與“無中心說”。這年七月，劉師培發表《無政府主義平等觀》一文，全面闡發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此同時，他還拉攏同盟會的主要宣傳家章太炎、張繼等人組織“社會主義講習會”，在中國留日學生中大講特講無政府主義。其實，他們宣傳的無政府主義是混雜的，甚至還包含著一些馬克思主義思想，例如，《天義報》曾發表過劉師培《<共產黨宣言>序》。不管怎樣，這些宣傳給當時的民主革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其消極影響是可想而知的。

　　在劉師培夫婦思想上轉向的同時，他們與章太炎的友誼也出現了難以彌補的裂痕。自從1908年初，章太炎便與他們合住在一起，同住的還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權。何震在當時是有名的交際花，而且常常與其表弟出雙入對，章太炎有點看不入眼。也許是偶然，章太炎發現何震與其表弟汪公權關系曖昧，便私下告訴了劉師培。劉母非但不信，而且大罵章太炎企圖挑撥他們的關系。劉師培也反污章太炎與清政府關系曖昧，并且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報》上偽造《炳麟啟事》，大意是說章準備不理世事，專研佛學。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氣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報》上刊登《特別廣告》，抨擊《神州日報》捏造事實，稱劉氏夫婦是清廷密探。他們關系終于鬧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劉師培學術的緣故，也是在六月，他還寫信給孫詒讓，請孫氏出面勸勸劉師培“弗爭意氣”，希望重歸舊好，然而還是無法挽回。平心而論，章劉的關系逆轉可能還有另一層原因，那是源于學術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自視甚高，目無余子；劉師培也在古文經學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氣盛，不肯相下。

　　接著，便發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謀害章太炎。事情敗露，很快有了調查結果，是汪公權投的毒。于是，東京留日學生界輿論嘩然，對劉師培夫婦極為不利。在此期間，應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報》等報刊，《天義報》也未能幸免。這樣劉師培夫婦在東京很難再呆下去，便返回國內。大概是把在東京的尷尬歸咎于章太炎，歸國后的劉師培更加心胸狹窄，他致函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黃當時代孫中山主持同盟會工作)，信中說，章太炎答應兩江總督端方，只要給二萬元，便可舍棄革命宣傳，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與端方聯系籌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給黃興。據章太炎1912年給浙江統一黨電報說，此事純屬籌款游印，與革命活動無關。事實上，這信還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當時出于對同盟會內部事務不滿，想要出家，去印度學梵文。但苦于無費用，先求于張之洞，后又與端方聯系。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于是作罷。但這封信還是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在巴黎的吳稚輝立即抓住了這個線索，進一步誣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買，擴大孫中山與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會由于內耗而元氣大傷。

　　章劉交惡加劇了劉師培思想的又一次轉向。劉師培主觀上逐漸感覺到沒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權與何震的挾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劉師培投向端方，任轅文案兼三江師范教習。他之所以選擇端方，是因為端方曾敦請清政府實行立憲，具有改良色彩。

　　劉師培投靠端方后仍然與革命黨人保持聯系，但為的是出賣他們。他變節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誘捕革命黨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碼頭暗察陶的行蹤，接著又密告浙江革命黨人的起義計劃，致使起義領袖被捕。為此，革命黨人王金發挾槍闖入劉師培的寓所，劉下跪求饒幸免一死。但后來汪公權還是被王金發處死。章太炎對劉師培算是寬宏大量的的，在得知此事后致書劉氏，稱其變節是受人誘惑，并給予諒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歸革命陣營。只是沒有任何結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劉師培隨同入川。端方在保路運動中被殺，劉師培失去靠山，經謝無量介紹，入四川國學院任教，去實現他所謂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舊惡，與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報尋找劉師培的下落，可是他依舊沒有理會。1913年夏，他離別成都，行前寫有《與成都國學院同人書》，訴說自己本想在川兢兢業業，重振國學，只是力不從心，加上沉疾纏身，企望返回家鄉，文字間一片凄涼慘淡。他終究沒有返回家鄉，卻去了山西，做了閻錫山的幕僚，何震則擔任閻家的家庭教師。其中原因或許是懾于江蘇高漲的革命形勢，或許是由于窮途末路，無顏見家鄉父老。

　　1914年，經閻錫山推薦，劉師培又服務于袁世凱，做公府咨議、參政院參政等掛名職務。適逢袁世凱正加緊帝制復辟步伐，在袁的授意下，楊度等組織“籌安會”，劉師培又列名其中，成為君政復古分子。他于1916年寫了一篇《君政復古論》，鼓吹帝制，還沒來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凱便一命嗚呼。劉師培狼狽地逃往天津租界。歷史愚弄他，給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筆恥辱。

　　劉師培有他的幸運，昔日的朋友對他總是寬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實行“兼容并包”方針，力排眾議，聘劉師培為中國文學門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講課不行，幸而他國學深厚，所編的講義《中國中古文學史》很受學生歡迎。但劉師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地帶，如火如荼的新文化沖擊著他迷古的學問。他坐不住了，又糾集部分守舊師生，創辦《國故》月刊，作最后一搏。然而歷史畢竟不能逆轉，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聲中，劉師培悄悄地逝去，年僅35歲。

　　劉與何身后只有一女，不幸夭折。劉師培死后，曾經以激烈著稱的何震卻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發作而死。歷史總是這樣嘲弄那些敢于違逆它的人們。(轉自《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