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洪波

　　提要：“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們生活的感受，根本上講并不取決于武力的強弱，也不取決于武功的有無，而是是否享受了文明的生活。像人一樣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用任何因素替代的價值追求。從大跨度的歷史看，勝敗的決定因素，不在武功而在文治。”

　　1815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派遣了一支駐法占領軍，事實證明這是一次致命的陰差陽錯。

　　這支軍隊是帶著勝利者的微笑與自信進入法蘭西領土的。此前三年，他們在本土上重創拿破侖大軍；此前兩年，他們的統率亞歷山大一世領導的反法同盟在萊比錫會戰中大敗拿破侖；此前一年，他們攻克了巴黎。1815年，他們與英國、普魯士、匈牙利的軍隊更使拿破侖遭遇滑鐵盧。按現代漢語的表達法，此時的俄國，正可謂“民族精神振奮、軍隊士氣高昂”，整個國家都自豪于大國地位的獲得，沙皇俄國理所當然地當起歐洲憲兵。

　　沙皇派出的占領軍，就是在這種情緒下進駐法國的。此時的法國，由拿破侖領導的極力進行資產階級“革命輸出”的第一帝國已經破產，路易十八的波旁王朝已經復辟，國家政治出現倒退，“君權神授”再度成為第一規條，國王有權任命大臣，召集和解散議會。就是這樣，一支來自戰勝國的軍隊在一個被征服了的國家駐扎了3年，1818年撤回俄羅斯。

　　一般而言，勝戰使人心高氣傲，因為在勝利這一“實踐檢驗”面前，還有什么理由懷疑自己各方面都處在一個制高點呢？何況此時的法國，戰敗后的局勢混亂和心情沮喪，也足以讓占領軍感到心理上的優越，波旁王朝復辟所帶來的政治后退進一步拉平了法國與沙皇俄國在制度進步水平上的差異。

　　事實上，占領生涯確實使多數人加強了對法國的優越感，好像唯有沙皇統治的體制才是俄羅斯發展的道路，甚至是人類普遍的道路。然而，法國畢竟是大革命的故鄉，王朝復辟并沒有能夠真正恢復舊貌，《1814年憲章》仍然不得不承認封建制度的廢除、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拿破侖所建立的國家機器也得以保持。正是這些割除不掉的社會進步因素，使俄羅斯占領軍的一些軍官不再能夠保持那份似乎天然就該具備的民族驕傲感，以致于1818年回國以后，他們發現真正不可忍受的，并非法蘭西那樣的戰敗，而是在沙皇獨裁制度下生活。

　　一個回國軍人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們從法國取道海路回到俄國，……聽副主教杰爾查文吟詠感恩詩。祈禱時，警察冷酷無情地毆打著試圖移近排列成行的軍隊的人們。這給我們留下了回到祖國時第一個令人不快的印象。……最后皇帝(亞歷山大一世)在衛兵隊的伴隨下出現了，……我們都高興地看著他。然而，就在此時，一個農民幾乎是在他的馬底下穿過了街。皇帝催馬前進，握著出鞘的劍沖向那個正在奔跑的農民。警察也用棍棒攻擊那個農民。我們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背過臉去，替我們敬愛的沙皇感到羞愧。”(引自《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81頁)

　　天可憐見，這種場面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大型活動時警察要維持正常秩序，毆打那些影響秩序的人，是正常的。沙皇出場而有人竟能幾乎從他的馬底下穿過，就是驚動圣駕，就是妨礙國家安全，這種殺無赦的犯蹕行為，給以就地正法也是正常的。一個派出去執行光榮任務的軍人，在法國呆了3年，就對這種正常事情看不下去了，能夠說明什么呢？看來是忘了本，看來是受了法國思想的毒害。他看到這種景象，本應該贊美這才是戰無不勝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本色，應該感謝正是因為無數類似具體的管制才塑造出一個強大的國家，應該體會到這些喜歡違反秩序的人只配用毆打和棍劍來統治。

　　站在沙皇的立場，這些歸來的軍人完全可以說是“播種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派出國去，是要他們發揚國光的；歸來俄國，是要他們更深地感到俄國才是世上最好的地方的。然而，他們沒有續寫戰場的光榮，在精神上、文化上向法國靠攏了。不過亞歷山大一世的繼任者將會看到，在這些軍人身上收獲的不僅是跳蚤，簡直就是叛賊。1825年12月，俄國爆發意在建立近代政治制度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其中的首領便多半是“西方化了的軍官”。此后，革沙皇制度的命成了俄羅斯的社會主題。沙俄在戰場的勝利，最終轉變為制度上的潰敗。

　　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們生活的感受，根本上講并不取決于武力的強弱，也不取決于武功的有無，而是是否享受了文明的生活。像人一樣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用任何因素替代的價值追求。從大跨度的歷史看，勝敗的決定因素，不在武功而在文治。(轉自《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