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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全世界可能找不到一個地方，政治像臺灣這么離譜——除了不斷爆出各式各樣的丑聞弊案外，即毫無建樹。根據所有的民意調查，陳水扁的支持率已跌到只有15%以下。用西方政治學概念，這個政權早已不再具有“正當性”，不是被“國會”罷黜，就是被群眾推翻。

　　但這樣的結果卻沒有，而且似乎也不可能在臺灣出現。原因即在于臺灣有著一個太獨特的政治結構和由此而延伸出來的政治文化。

　　其一，臺灣的朝野(綠藍)具有一種準仇恨的敵對性，這種敵對性造成了舉世少見的“護短文化”，于是陳水扁遂有了操弄自衛(wèi)的空間，他一聲“保衛(wèi)本土政權”，整個民進黨的黨國機器即成了保皇黨。稍早前的“罷免案”無法通過，可堪為證。

　　其二，臺灣雖然號稱“民主”，但無論對民主的認知或經驗，都仍然相當局限。臺灣絕大多數人似乎都只把民主限制在選舉上，對民主制衡、“罷免”甚至公民的創(chuàng)制復決則無所知，或者不感興趣。這意味著統治者似乎當選了，就取得可以隨心所欲的四年權力。

　　其三，臺灣的朝野群眾及政黨性格相異。今天在朝的民進黨過去靠群眾運動起家，它是個過度動員的政黨﹔而今日在野的國民黨和親民黨過去長期執(zhí)政，缺乏動員性。因而在臺灣政治腐敗不堪的此刻，在野黨的群眾遂無法形成改變時局的力量。

　　由于這些原因，遂使得今天的臺灣，盡管當政者及其家人、親信，加上整個“政府”體制都貪腐濫權當道，但無論依靠“國會”或群眾力量，都無法讓陳水扁被迫或自動下臺，這是一種“有惡不能去”的困境。于是圍繞著種種丑聞弊案，無休止的口水戰(zhàn)即一直持續(xù)，而種種胡說八道的情況也就成了臺灣一年來唯一的政治風景。

　　如果我們回溯過去這段時間臺灣的爆料揭弊潮，當可發(fā)現到它始于去年高雄市的捷運弊案，即所謂“高捷案”。此案首度暴露出民進黨“政府”的貪腐結構。這些貪腐問題也是去年底民進黨在“三合一地方選舉”大敗的關鍵。臺灣的整體政治氣氛也因此而告丕變。

　　于是從今年開始，更多對貪腐問題知道一鱗半爪的人，乃更加勇于透過“立法委員”及電視媒體向外爆料。臺灣進入了一個全民爆料的新階段，從“總統府”官吏及扈從皆參加炒股、陳水扁女婿及其家人內線交易和種種特權、陳水扁之妻的太百股權案和SOGO禮券案，到最新的“國務機要費”案、用公幣支付女婿家的傭人薪水案、陳水扁個人的秘帳案，看得人眼花繚亂。而除了這些丑聞弊案外，與陳水扁家人親信無關的其它弊案也都一一出現，這些案子大體上都是政商勾結、利益輸送，確已顯示出臺灣這個政權簡直就是個貪腐集團。

　　一般而言，在一個正常的“民主體制”里，體制本身就具有“抗貪腐”的多重設計，行政體制的自身監(jiān)督，在野黨及“國會”制衡，媒體、司法，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臺灣的在野黨及“國會”制衡不足，行政體制本身更不可能自我約束﹔至于“司法”，則總是自動的向權力傾斜。當這些力量對貪腐無法阻嚇，最后就只剩下媒體，這也是臺灣媒體日益熱鬧、口水戰(zhàn)不停的原因。悲哀的是，盡管媒體揭弊不遣余力，但弊案終究無法水落石出。

　　迄至目前，在持續(xù)的爆料揭弊之下，盡管第一波對陳水扁的“罷免案”已被民進黨封殺，但陳水扁的危機未能解除。后來再發(fā)生的“國務機要費”案、吳淑珍的珠寶申報案、陳水扁的公款私用案、秘帳案，都越來越指向“總統府”。尤其因為他業(yè)已失去了領袖的正當性，在可見的最近，更多不利的案情與證據還可能出現。他仍在使用東拉西扯、胡纏硬拗的伎倆，難免會有黔驢技窮之時，因而什么是壓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的確值得人們注意。

　　陳水扁雖已避過“罷免案”，但因弊案仍持續(xù)出現，不利的新料陸續(xù)爆出，這使得他在臺灣人民心目中早已道德破產。最近臺灣的親民進黨學界和社運界已站了出來要他下臺，接著又有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也發(fā)表公開信要他自動下臺。而于此同時，則是在野親民黨已宣稱要對他“彈劾”，也不排除“倒閣”。另外，則是同屬泛綠的“臺聯黨”，也同樣要求他下臺，這意謂著在度過“罷免案”的考驗后，更大的壓力還在一波波涌現，陳水扁想要做滿他的任期的確困難度日增。

　　因此，當今臺灣政治早已進入了一個空轉的階段，統治者弊案纏身，連救火都來不及，已無能力應付其它挑戰(zhàn)﹔而他任內種種不當，到了今天已千瘡百孔，欲振乏力，基本上已做不出對的事情來，或許臺灣就要這樣子既爛又亂，一拖拖到2008年。

　　來源：摘自香港《亞洲周刊》(內容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