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勞務市場存在一種隱秘特殊形式的保姆——“同床保姆”——除了提供一般意義上的家務服務外，“可以與男主人‘同床’”，“陪主人同吃同住”。據悉，“同床保姆”的收入比一般保姆的工資高出許多，最高月薪達2000余元。

　　長者性權利受忽視

　　“同床保姆”，雖然看起來似乎是個新名詞，但實際上，此類現象在現實生活中早已不鮮見，也并非西安獨有。譬如，在廣州，此前就有媒體報道，當地出現提供“陪睡”服務的另類“上床保姆”；而在北京，當地擬訂的家政合同中甚至出現“禁止成年異性與保姆同居一室”的規定。

　　家政服務中竟然攙雜進性服務、性交易，這無疑非常不正當也不應該，既違情理，也違法理，這正如當地有關人士指出的：“有悖民風”，“行為屬違法”。然而，對于“同床保姆”現象，僅僅進行簡單的道德批判或法理推敲，責其有傷風化、違法，筆者以為，又不足以讓我們真正全面、理性地認識這一現象背后所蘊涵的社會生活問題。因為在我看來，“同床保姆”現象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講，見證的主要并非一個道德風化問題，而是一個老年人生活狀況問題——折射了他們在性權利上的某種尷尬困境。

　　從報道中不難看到，“同床保姆”主要是“35歲以上農村婦女”，所針對的服務對像主要是“男性老人”。而所以如此，一個重要背景或者說原因又是，“找個老伴再婚那多麻煩。雙方子女不同意，容易發生矛盾……”因此，“現在城里大多數人為了圖個方便，就給老人找個特殊保姆，外人看是保姆，實際是老伴”。

　　這表明，雖然“同床保姆”的服務方式顯得非常另類，但這一現象背后的生活訴求——性權利需求，其實非常正常，而正是由于這種正常權利，在現實中常常沒能通過合理方式滿足，“同床保姆”這類扭曲的性滿足形式才“應運而生”。

　　講到性權利尤其是老年人的性權利，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一個司空見慣的偏見往往是，人老了，就不應有也不必有多少性方面的需要了，否則，便是“老不正經”。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的，如國外醫學界的研究表明，60-65歲的男子，83%能過正常的性生活，65-70歲的男子，70%能過正常的性生活。而一項題為《全國性文明》的調查顯示，中國女性51歲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農村占58.3%；中國男性51歲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56.8%，農村80.6%。對此，有關專家表示：“中國老年人停止性生活的時間太早了。”

　　不能止于道義譴責

　　很明顯，中國老年人所以早早放棄性生活，并非主動選擇的結果，更不代表他們失去了這方面的興趣和能力。最近，在廣州舉行的性文化節受到中老年人的熱捧，并成為文化節最主要的入場觀眾，就是對此的很好說明。

　　一方面是老年人的性趣、能力猶在，需求不減，而一方面卻是不得不過早被迫放棄性生活。這種背景下，“同床保姆”趁虛而入，當然并不奇怪。

　　毫無疑問，性也是一種基本的生活權利，年輕人需要這樣的權利，老年人同樣需要。尤其考慮到我國已進入老齡社會的事實(統計顯示，截止2005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3億，占全部人口的11%，而其中獨居“空巢”者又占到近30%)，強調這一點更是十分重要。所以，面對“同床保姆”這類現象，比道義譴責、責難更重要的應該是，認真反省背后權利保障環境的欠缺，并積極采取有效措施善加疏導、引導。

　　(摘自香港《大公報》；作者：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