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現(xiàn)有的關于村委會選舉的法律不完善，4年前，他在出租屋里悶頭寫作兩個多月，完成了一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4年來，他費盡周折，試圖讓這部立法建議稿能夠成為共和國一部真正的法律——
圓明園的一扇側門外，是一片低矮雜亂的紅磚平房。這里的居民，總能看到一個黑黑壯壯戴著眼鏡的單身漢。他時而拎著一堆書，時而捧著大摞資料，時而皮包里夾著自己起草的一部立法建議稿，匆匆經(jīng)過這里的雜貨鋪、小飯館和一家成人用品商店，沿著狹長的巷子走出去。他下定決心要把這部立法建議稿，變成共和國一部真正的法律。
4年前，這個叫熊偉的單身漢，暫時辭去工作，在一間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開始起草這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他悶頭寫了兩個多月，寫出兩萬多字的草案，第一稿共計十二章一百一十四條。
接下來，每年人民大會堂召開“兩會”時，熊偉便在他的出租小屋里，將這部立法建議稿的修改稿打印出許多份，揣著它們去聯(lián)系全國人大代表，希望征得他們的支持，由他們提出關于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的建議案或議案。
至今，這部立法建議稿已經(jīng)五易其稿。4年中，它已累計得到過上千名全國人大代表的簽名支持。
“我們國家急需這樣一部《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熊偉的表情十分嚴肅。
熊偉最初接觸村民委員會選舉，是在1999年。那一年，他作為《湖北經(jīng)濟報》的記者，見證了湖北潛江市董灘村的村委會選舉。這個村子近4000村民參加選舉的還不到200人，絕大多數(shù)選民未經(jīng)委托就被人擅自做主代為投票。為此，當時的村民們正籌備將這個未經(jīng)合法程序選出的村委會“推翻”，重新選舉。
村里一位老人激動萬分地對熊偉說：“這是我們董灘村的第二次土改！”
“你想想看，數(shù)千人來選一個村委會，而這個村委會在很大程度上又能改變這些農(nóng)民的命運！”熊偉說。他開始覺得“這個事情挺有價值的”，“農(nóng)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感染了我。”
從那時起，熊偉有意識地開始學習有關村民自治的法律，研究村委會選舉。
2002年，他在浙江前黃村又見證了另一場選舉風波。選舉大會沒有當眾清點、公布選票數(shù)量，投票結束后，也沒有當場當眾銷毀剩余選票或剪角作廢，村民們懷疑有人暗箱操作，甚至暗中操縱選舉。當有村民從選票印制點得知印制的選票數(shù)量遠遠超過選民人數(shù)時，數(shù)百名村民團團圍住了鎮(zhèn)人大工作人員，雙方?jīng)_突21個小時。結果數(shù)名村民被拘。
這場風波使熊偉意識到選舉程序的重要。加上此前對一些村委會選舉的考察，熊偉認為，村委會選舉中存在大量問題，關鍵在于沒有一部可操作性較強的《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現(xiàn)行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中，有關村委會選舉的只有6條、500多字，太簡略，可操作性差，“村委會選舉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
也是這一年，熊偉開始構思起草《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
他記得初稿寫完時，自己已經(jīng)“彈盡糧絕”。向朋友借了100元，勉強支撐了一個星期。不過，“這可是關系八九億農(nóng)民的大事。”熊偉滿懷信心地說。
像這樣盤算“國家大事”，熊偉已不是第一次。
1994年，熊偉還是湖北荊門熱電廠一名普通工人時，便寫下了一份洋洋萬言的建議書《位卑未敢忘憂國》。這份手寫的建議書沒有寫抬頭，只在信封上寫下北京高層某某收，便寄了出去。
這位湖北荊門大學政史專業(yè)90級的畢業(yè)生，在建議書里自稱“作為一名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提出了20多條建議，比如“修改刑法，打擊拐賣婦女兒童”、“建議中紀委在全國設立辦事處”、“建議發(fā)起‘少年足球工程’”、“三峽工程要防止恐怖活動威脅”等等。
萬言書寄出去后沒有回音，再寄。如此往復，熊偉共寄了4次，依舊沒有回音。最后，熊偉又追加了一封掛號信。信中稱，根據(jù)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權利給國家提建議，“你們應當給出回復，我現(xiàn)在再寄一份，如果再收不到回復，我將向法院提起訴訟”。
這一次，他收到了來自國家信訪局的一封回信。回信說，有關建議已經(jīng)轉到相關部門辦理。從此杳無音信。
不過熊偉并未死心。為了讓自己的建議直達中央，他找到了一條新途徑。
1998年，熊偉開始到圖書館排查式地一摞摞翻閱報紙，尋找有關全國人大代表的各種報道。他從報道里查到代表們工作的單位，再通過電話查詢或翻看黃頁，找到單位地址，然后便將他的建議書一份一份地給代表們寄去。
“人大代表說話分量重，他們要提建議一定能得到回復。”熊偉當時這樣認為。
一度，他還找到一本《民主黨派中央委員名錄》，從厚厚一冊名錄中，排查出6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然后給每位代表寄去一份建議書。結果，他只收到兩位代表的回信。
1999年“兩會”，熊偉把補充修改過的《位卑未敢忘憂國》托湖北一位農(nóng)民代表捎帶進京，轉交給朱總理。但這位代表把信交給了大會搜集議案的工作人員。很快，他接到了電話，詢問他的用意。
熊偉在電話中鄭重解釋：“國家大事嘛，我就是關心一下。”
這一年，湖北代表團坐著火車進京共議國是，熊偉也買了一張火車票，跟著進京，住在代表住地附近的地下室旅社。
“我就是想多認識一些代表。”熊偉誠懇地說。
從1999年開始，直到2002年，每年“兩會”期間，熊偉便按時進京。有代表送他一個外號“編外代表”。這位“編外代表”像模像樣地將自己寫的《位卑未敢忘憂國》中的20多條建議分開，做成20多份建議案，每年跑上跑下地去征集代表們的簽名。
從2002年開始，熊偉的眾多議案和建議案中，加入了這一份《村民委員會選舉法》立法建議稿。這年12月，這份建議稿獲得了31位全國人大代表的簽名，作為議案遞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2003年的“兩會”，這份建議稿的第二稿征集到了155位代表的簽名。2004年“兩會”，它又得到了400多位代表的簽名支持。甚至，它一度得到了10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支持，成為這10位人大常委會委員聯(lián)名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提出的議案。
“我們在制度設計上是有創(chuàng)新的。”熊偉用手捋了捋緊貼在大腦門上的有些自來卷的頭發(fā)，自豪地評價自己的立法建議稿。
他所說的“創(chuàng)新”中，包括村民會議召集人制度的選舉設計。這一設計，是熊偉在指導河北石家莊東營村的村委會選舉時萌生的。當時該村“兩委”辭職，鄉(xiāng)里又不支持村委會選舉，無法召開村民會議。
事實上，從2004年起，熊偉便不間斷地關注和指導東營村的選舉。這個工作并不簡單。一次，他建議村民應當設立秘密投票間。可是村民對此完全沒有概念，找了村里一間車庫，放了兩張桌子，投票時，大家一涌而入。“他們以為秘密投票間就是一間房子。”熊偉說著笑了。
“我就是要告訴村民如何將選舉程序合法化。”他解釋道。
熊偉對東營村選舉的介入，使當?shù)匾恍└刹俊昂懿桓吲d”。他去東營村，經(jīng)常先由鄰村的村民去接，然后天黑之后再偷偷潛入東營村，因為“我怕不安全”。
在當?shù)兀軅ニ坪醭闪嗣恕|營村附近好些村子的村民都來找他。他常通過電話指導他們如何進行選舉和村務公開。
他甚至自掏腰包買書、復印資料給這些村民送去。有一次，他花3000多元復印了《農(nóng)民如何保護土地權益》、《如何選舉鄉(xiāng)鎮(zhèn)人大代表》等資料，讓復印店老板幫忙搬上前往石家莊的火車，結果把這位老板累吐了。
他一直沒有放棄推動這部立法建議稿成為一部真正法律的希望。他甚至為他的立法建議稿策劃過專家研討會。有的專家認為中國需要這樣一部程序法，而有的專家并不認同。
2003年，民政部曾向國務院法制辦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建議“將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guī)劃”。
但最新的進展是，今年，有關部門已經(jīng)開始啟動《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修改工作。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表示，可在修改這部現(xiàn)有法律的同時，一并完善選舉辦法，不單獨制定村民委員會選舉法。
熊偉并不打算放棄。“從修改工作啟動，到最終通過全國人大審議，可能還需要一年多時間，這期間還將會有變數(shù)，相關各方會繼續(xù)展開博弈。”熊偉說，“村委會選舉立法到了一個關鍵時期，這將更彰顯公民參與立法的重要性。”
熊偉目前的雄心是，發(fā)動更多人加入到“公民參與立法”的事業(yè)中來。甚至，“我也許可以寫一本書，叫《公民如何參與立法》，教大家怎么聯(lián)系人大代表，怎么寫作建議案和議案。”
去年，他注冊成立了一個文化傳播中心，取名叫“新啟蒙”。
在法學家蔡定劍看來，這條路并不那么暢通，“但凡事總需要有人來做”，“公眾參與立法，除了公眾立法聽證的形式，公眾在立法的提案權上能發(fā)揮作用，也未嘗不可。”
熊偉的理解是：“推動有關部門來考慮這個問題，給法律起草部門提供參考，并構成事實上的壓力，公民參與立法的價值就是這樣。”
“什么時候我給北大學生們講講公民如何參與立法。”經(jīng)過北大西門時，熊偉說。他月租400多元的出租屋離北大很近。在那片低矮、雜亂的紅磚平房區(qū)，他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到屋外四五十米處上公共廁所。他平常的飯菜是，用電飯煲做一鍋蛋花湯，存在冰箱里，每到吃飯時，便盛出一碗，用微波爐熱好，再花1元錢買四個饅頭就著湯吃。
(來源：中國青年報；包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