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好事卻高調索要“好處”，通常會被人看成是爭名逐利而不齒，可偏偏有這么一個案例并不那么簡單：福建省南平市檢察官任建平，在2003年8月曾救起一名溺水女子。2005年3月，當他得知福建省規定見義勇為者子女可在中考或高考中享有加10~20分的待遇后，便申請有關部門對其見義勇為行為給予確認。在多次申請未果后，他于日前將該市延平區公安分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定自己的行為屬于見義勇為。(《浙江法制報》7月5日)

　　幾乎可以肯定，任建平內心是不愿打這場官司的，不然就沒法解釋，他何以豁出命去救人，卻從未向被救者提出半點兒利益要求。站在他的角度考慮，這場官司又不能不打，道理很簡單：別人家的孩子可以享受到家長見義勇為帶來的政策優待，而自己的子女卻僅僅因為“事跡”不被確認而享受不到，這不公平。你可以說他“動機不純”，但如果這“不純的動機”是因為一項制度而“發酵”的，那么這項制度本身的公平與否，就大可質疑了。

　　公民見義勇為一百個該獎，這沒有什么異議。問題在于，該不該對見義勇為者以“子女中考、高考加分”的方式，給予獎勵，或者干脆說獎勵的范圍，能不能擴展到見義勇為者的子女？對此，福建省見義勇為基金會負責人給出的解釋是：“出臺加分政策是為了鼓勵更多的人見義勇為，改善社會風氣。”這話貌似有理，細一推敲就值得商榷了。如果是給予見義勇為者本人升學加分，從道理上還說得通，但把老子的“榮譽分”加到子女頭上，與其說是鼓勵更多的人見義勇為，毋寧說是鼓勵更多的人，為子女去“見利勇為”。這樣的“優待政策”，實質上是對見義勇為作功利主義的誤導，恐怕會事與愿違，反而不利于社會風氣的改善。

　　“見義勇為加分”政策，很有那么一點鼓吹“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嫌疑。對于受惠于加分政策的學生，他們可以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享受，但對絕大多數父母沒有機會見義勇為，因而沒有這方面“事跡”的學生而言，就只有“裸考”的份兒了。這讓人不免生出幾分郁悶。畢竟，這些個“分外分”不是通過公平競爭考出來的，而是父輩流血流汗拼出來的。而這一二十分的差距，足以決定一名考生上的是“一本”還是“二本”、“重高”還是“普高”。以這種方式影響公共教育資源的分配，到頭來只會使教育公平“舊傷未愈，又添新痕”。

　　從任建平申請確認見義勇為屢屢碰壁而不得不走上訴訟之路的經歷中不難看出，有關部門對見義勇為的認定權非常之大。而今，再以政府規范性文件給予見義勇為者子女升學加分的待遇，更是加大了“有關部門”的權重，等于是授予了這些部門間接影響中考乃至高考的權力。那么，又由誰來監督“有關部門”行使權力，確保政策資源的公平分配？在權力尋租尚得不到有效遏制的當下，很難保證“見義勇為加分”制度，不被某些黑手玩弄于股掌之間。湖南等地最近剛曝出了大批假冒“國家二級運動員”騙取高考加分的鬧劇，今后翻版成假冒“見義勇為者子女”伸手要分，并非沒有可能。(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俞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