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如果把這條耗資330億的鐵路比作一份大禮，那么260萬藏族同胞人從中的分享不可能是完全平均的。鐵路開啟了一道門，映入了一道光，它給一些人帶來的是絢爛的世界，而對另一些人來講，是一時的目眩

　　索朗扎西是一位縣委書記的臨時司機，他把當地人分成了兩個群體：自己和普通農牧民叫“老百姓”，而在機關里工作的職工則是“單位的人”。而鐵路于他們的意義，不盡相同。

　　單位的人

　　尼瑪扎西在16歲以前，還是扎囊縣的一個農村孩子，但是在完成了從西北農業大學和中國科學院的學業并從加拿大留學歸來后，尼瑪扎西就有了和家鄉人完全不同的生活。他現在的身份是西藏農科院副院長，穿著格子的西服，打領帶，帶著金邊眼鏡，上唇留著修剪整齊的、濃密的短胡須，不吃糌粑和青稞酒，進高級飯店和場所，用英語寫作有關西藏農牧業的論文。

　　在西藏人心里，一旦進入“國家單位”，就是進入了奔向好生活的快速軌道。村民查珍家靠收割青稞，一年不過1000多元收入。但是由于丈夫還在村里兼任會計，每到年底可以有3000元的分紅。這使得他們家在克松村脫穎而出。

　　在2005年以前，西藏還維持著高中畢業后包分配的就業模式。高中畢業的藏族孩子，通常可以回到家鄉，進入當地的衛生所、縣政府等國家職能部門——這是當地老百姓艷羨的崗位。“一般上班就可以拿到一千元以上。”扎西說。這相當于一般農牧民家庭種一年青稞的收入。但他也許對鐵路通車后，這種衡量標準還能持續多久并沒有多想。

　　西藏以平均12%以上的增幅，成為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省區之一。但同時，這里也是中國城鄉差距最大的地區。

　　根據官方數字，自1985年以來，西藏城鄉收入差距持續擴大。1980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相差2.5倍，到2000年已達5倍以上。而這一年全國城鄉收入差距平均為2.6倍。2000年此地城鎮居民平均收入為6908元，居全國第六;而農牧民人均收入1300多元，居倒數第二。

　　研究者們把城鄉收入差距如之大，歸因于中央的財政支援的政策失衡，而這些錢的去向相當程度決定著財富在西藏的分配。截至2000年底，在全區不到24萬人的城市從業人員中，國有單位的就業者將近占70%而在1998年，國家為負擔西藏的16萬國家職工的工資支出即超過20億元，超過該區財政總支出一半以上。

　　享有高原補貼及其他福利的西藏的國有單位職工，刺激了城鎮消費市場的繁榮。因此西藏幾大城鎮，均是偏重消費型而非生產型城市。

　　而且問題還在于，這些錢的相當一部分，并不能留在當地。即使在本地的花費，由于消費品多數產自區外，實際也被轉移到外地。按西藏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師潘明清的判斷，并沒有對地方經濟作出相應的貢獻。這一切在鐵路通車后能否得到好轉？能否使西藏的消費鏈條走出這種“兩頭在外”的怪圈？至少在理論上存在著可以探討的空間。

　　西藏經濟學界，普遍討論著一二三產業的“321”結構，這是一個貌似發達地區的結構，但潘明清說，實則內涵有著本質的不同。在西藏，第三產業的發達并不是建基于一、二產業的發展上的，而是受益于城鎮的超前繁榮，并且公務員消費貢獻最大。

　　但對當地人來說，公務員的工資幾乎是當地物價的一種災難。前兩年公務員加薪，幾乎同步拉動當地的物價上漲。扎西家是當地開百貨店的，大米、辣椒都在那段時間上漲，50斤一袋的大米，以前只要38～39塊，現在要60多塊。

　　農牧民們希望青藏鐵路的開通，能讓大米的價格降下來；但他們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過教育，進入到報酬豐厚的國家機關體系。因此，在這里，教育得到極大重視。“不想讓他們再做農民，要當干部。”山南地區巴朗村的次丹平措夫婦說。

　　老百姓

　　相對于被“輸血”的城里人，還有超過西藏人口80%的農牧民散布于120萬平方公里的高原上。但他們不像城鎮及其周邊的“老百姓”那樣，對外來的貨品和物價那么敏感。因為他們與城市和市場經濟，還有著相當遙遠的距離。

　　即使在毗鄰拉薩的堆龍縣德慶鄉，鄉民們仍是以生產青稞為主。藏族女鄉長只有28歲，曾經去北京受過培訓。她告訴記者，鄉里人希望可以通過鐵路，把生產的糌粑送進城去。

　　這是一種藏民族獨有的食品。當地年產量大約為58噸，但在市場上的流通量卻非常少，因為城市不太接受這種食品。

　　58歲的次丹平措幾乎不逛街，也不下館子，偶爾到藏族人開的甜茶館，和相熟的鄉親聊聊天。去的最遠的地方就是拉薩，而且自己帶了糌粑。他們對市場經濟的貢獻非常薄弱，公路和未來的鐵路對他們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他們可以更方便地去拉薩朝圣。而對在鄉村的大部分農牧民來說，這也是他們離開家鄉進城的最大理由。

　　33歲的山南地區援藏的隆子縣副縣長盧岳說，他看到的縣城，和他小時候呆的內地農村一樣。但最大的不同是，西藏的農牧民沒有太多要求。“如果說內地的農民是小富即安，西藏的農牧民就是不富也安。”盧岳說。

　　山南地區桑日縣克松村，這是一個松贊干布王宮腳下的村莊，緊鄰著山南通拉薩的公路。這里的村民們，還延續著一些古老的生活風俗，比如以物易物。以前是和牧民們換青稞、肉類，現在內地的貨郎是西藏村莊里百貨用品的主要供應者。查珍說，克松村的市價是：3斤小麥可以換一袋2斤重的洗衣粉。比較受村里人歡迎的漢貨還有粉條、飲料、大前門和紅旗渠的煙。

　　四川大學學者李濤在2003年看到：在日喀則一帶農區，夏秋之交，農民忙完了農活之后便成群結隊去藏北高原打工，給牧民蓋房、做衣服、修牲口圈、加工牛羊皮等等，牧民則以牛羊支付他們的勞務。因此，深秋季節打工農民趕著牲畜回家鄉就成為日喀則地區的一道特有的風景。

　　中國藏學中心的羅絨占堆則分析說，在多數農牧區，很大部分消費品是通過以物易物和勞動交換實現，只有很少一部分東西才用貨幣交換。因此他們對市場和物價的變化并不是那么敏感。

　　但這也同時意味著，他們也更難從市場經濟中獲益，青藏鐵路離他們暫時也太遙遠。而高寒貧瘠的氣候和土地，能奉獻給他們的東西實在是有限的。他們如何能分享發展的紅利，才是當今西藏面臨的最大難題。

　　應該說，他們從政府已經得到了不少福利，從一直被免除賦稅到高額的農資補貼，并在近年享受到10%的年均純收入的增長。

　　但在來自外部的蛋糕中，相較之下他們可能分享的還太少。西藏一位年輕官員索那杰在他的碩士論中寫道:援藏政策“在其政策重點特別是資金援助的投向方面，農牧區在一定程度上的被忽視造成的城鄉差距擴大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青藏鐵路這塊新的“蛋糕”是否能夠逆轉城鄉差距擴大的現狀，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

　　外來人

　　采訪中接觸到的西藏農牧民，幾乎都沒有想過借助新開的青藏鐵路，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從80年代中期，就用一臺手扶拖拉機開始在山南和拉薩之間跑運輸的扎西，對外面的世界有些懼意。在山南地區隆子縣城里，幾乎從沒有當地人走出拉薩、獨立求生的例子。西藏的年輕男孩子雖然開始離開家鄉，但是他們絕大部分都在西藏自治區內打工。而去內地讀書的孩子，大部分的歸宿也是回到西藏。

　　對于那些外來人，傳統的西藏農牧民似乎有些難以言表的情緒。每次在采訪中問他們如何看身邊的內地人時，他們總會哈哈一笑，然后思考一小會，字斟句酌的說：他們很好，跟我們換東西，我們也可以去他們那里做工。

　　換東西，包工程，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外來人進入這片土地最多的模式。7月1日，我們進入桑日縣克松村。和村里人打第一個照面時，得到的回應大多是：你們要賣什么？

　　除了四川藏區的康巴人，多數藏族人至今還未普遍接受經商的思想。他們不善于通過以交換東西的方式獲得利益。“按藏傳佛教引申的意思，做生意是敲別人的腦殼。”巴瓊說。在隆子縣，藏族人之間通常用“駕米唐恰巴”來形容聰明又膽大的同胞，就是“像漢族人一樣”的意思。

　　當高原進入市場

　　正如鐵路的到來，商品和市場經濟的進入，是不可避免的。由點到面的濡染，首先始于城市，尤其是交通要道旁的城市。

　　在拉薩以及一些稍小的城市，川菜和火鍋占下了餐飲的半壁江山，即使在城市的藏民家中，川菜也在餐桌上占了不小的分量。而藏語、普通話和四川話，在拉薩不同范圍內，并行為通用語言。

　　目前，藏族在西藏人口中仍占95%以上。在拉薩城里，共有常住人口14萬人，還有數量相仿的流動人口。據拉薩大學的1999年的調查，外來人口中40%以上來自四川，其余來自浙江、甘肅、青海等省及尼泊爾、印度等南亞諸國。他們的到來，使得拉薩增添了更多的多元文化色彩，也改變著城市的風貌。

　　西藏方面預計，隨著青藏鐵路、林芝機場等投入營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員進入西藏尋求投資或就業機會。統計顯示，2001至2004年，總共有7萬人新進入西藏就業。而西藏自治區黨委政研究室的人員預測，未來5年，區外來藏就業人員每年將新增2萬人以上，其中進藏投資者和高素質勞動者將會增多。

　　他們首先將為西藏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但從政府到學者都普遍擔心本地人在就業上的競爭力。來自當地的報道說“統籌區內區外就業，進一步提高西藏勞動者整體素質和就業競爭力的任務將會異常繁重”。

　　在西藏，文盲仍占總人口的30%，農牧區的多數人不能聽或寫漢文，也沒有掌握最基礎的現代技能。而這些，無疑是進城打工或進入現代企業的門檻。如果僅留在土地上或能自足，但要謀求更好的生活，這將是一個明顯的障礙。對此，即使身處社會神經末梢的農牧民，對此也開始有所感覺。

　　如今，藏族農牧民的一個增收途徑是打工。次丹平措去年參加了修建村子門前的公路，一天可以拿到30塊錢。一個星期的收入幾乎就相當于平時一年的1/3。但他會做的工作就是運石頭、填土、拉沙子等技術含量最低的工作。

　　政府為他們的致富做了很多的工程，可幾乎每次建設工程的結果，都讓他們發現，自己成了一個旁觀者和配角。從山南往拉薩的路上，可以看到路邊有成排的塑料大棚。這是政府在兩年前，為了讓當地人脫貧致富做的工程。大棚首先被分給了臨近城區的克松村村民。但一年后，幾乎所有的蔬菜大棚都由內地人接手了.

　　“我們不知道怎么用塑料布種菜。”克松村的村民查珍說。

　　“幾乎所有承包工程的大老板都是內地人。”西藏農科院副院長尼瑪扎西說。藏族人的傳統技藝——畫藏式壁畫、蓋石頭房子、做糌粑、紡織，都是與城市生活格格不入的技能。西藏在幾十年里發生最多的事情就是建設，而建筑項目幾乎都是需要水泥施工的。習慣木制結構的藏族人，“只要是水泥制的東西，我們連地基都打不平。”扎西說。

　　從2004年起，政府已經開始注意到了這種情況。一些藏族人可以完成的工作，政府規定必須由本地人完成。比如從2005年起，拉薩河谷的石采業，必須由藏民來進行采集。

　　為了鼓勵招募當地人參加建筑工程，雇傭當地人的多少還成為了工程招標的一項指標。尼瑪扎西曾經多次做過一些工程項目招標的評委，在某一個工程上，雇傭了多少當地人，會占整個招標評分的15分。

　　如果融合、碰撞與競爭不可避免，至少不能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幾千年的人處于劣勢。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政府已開始為提高本地人的謀生技能而制定了若干的培訓計劃，其中最為根本的是教育。但教育是長遠的，火車已近在眼前。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陳曉 唐建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