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隕石，和普通的石頭沒有兩樣……學校只關心學生的分數，對學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卻幾乎是一個空白……

　　中新網7月2日電 據河南商報報道，這是南陽一位學生高考時，寫在考卷上的“抗議”之舉。除此之外，她還把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到密封線外，所有試卷用雙色筆來寫。她這樣做的目的，竟是希望各科成績為零，以引起社會重視。

　　“失意”女孩向媒體求助

　　“我已走投無路了，不敢回家，我該怎么辦？”6月28日上午8時，商報接到一南陽女孩的電話。在電話里她哭泣自己高考總分114分，離家出走已十幾天……

　　正當女孩斷斷續續講述時，電話斷了。待接線記者按來電顯示打過去時，電話那頭卻又無人接聽。9時30分，電話再次響起，又傳來女孩聲音！“剛才電話卡上沒錢了。”她現在南陽市街頭一公用電話亭內。

　　6月28日16時整，記者終于在南陽師范學院門口見到了19歲的蔣多多。

　　學習壓力大遷怒考試制度

　　蔣多多說，從故意用兩色筆往試卷上寫“建議”那一刻起，她就知道，高考后的估分、查分、報志愿、盼入學通知書、上夢想中的大學，這些其他同學該忙活的事兒都與她無關了。

　　蔣多多說，上初中時她學習積極性很高，天天埋頭下苦功，成績在班里一般都是前十名。上高中后，眼界開闊了，看到媒體上報道的一些關于反映高考制度弊端的文章，再加上上高中后，學習壓力讓她喘不過氣來。“特別是高二時，老師太負責任，規定學生飯后多長時間內必須進教室，而且每節自習課都在班上‘監視’，一點兒自由都沒有，就像囚犯。不想學還要裝著學，怕老師批評。”多多說，漸漸地她就產生了厭學情緒，想起“造反”來。

　　高考前夕，她向高考“挑戰”的想法一步步具體化，還擬了草案。“現在都有人因為高考自殺和殺人。我向教育部門建議，不要讓學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問題……”蔣多多說，“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隕石，和普通的石頭沒有兩樣……學校只關心學生的分數，對學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卻幾乎是一個空白……我把這些話全部宣泄到試卷上了。”

　　高考故意違紀只為引起重視

　　“世界上沒有垃圾，只有放錯位置的資源。因為人人有不同天賦，老師只有發現學生的興趣，把他的興趣發掘出來……”蔣多多想把她的郁悶通過高考試卷都發泄出來——

　　“我要抓住高考這個機會。”蔣多多說。她明知道答題不允許用雙色筆，卻專門準備了黑、藍兩種筆。“在考試中，除了用雙色筆外，在試卷所有空隙里，都寫滿了我的想法。為使各科考分一次性都為零，我又在每張試卷的明顯位置上寫上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這樣我才放心，只有每張卷子都判為零分，才能引起教育部門的重視……”

　　“文綜”被判零分

　　離家十幾天，她給家里打過兩次電話。第一次實在想家就忍不住撥通了家里電話，是媽媽接的。聽得出媽媽很焦急，很為自己擔心，高考的事兒沒敢給媽媽提。“說出來，他們肯定接受不了。”蔣多多說到此，哭了起來。

　　第二次給家里聯系那天她在叔叔家。還是媽媽接的電話，媽媽說學校通知她去一趟，讓簽個名。“當時媽媽在電話里安慰我說，如果考不好，再復習一年。”

　　去學校的路上，多多心里想肯定是學校知道了高考違紀的事。“當時還以為是上面看到我寫在試卷上的建議后比較重視，找我談話呢。”到了學校，才知道“老班”(班主任)是讓她在“考生參加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上簽字”。班主任告訴她，因為用兩色筆答題，她“文綜”被判為零分了。

　　蔣多多說著，從書包里掏出那份《考生參加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蔣多多，科目，文綜，取消該科目的考試成績。

　　母親：她很少和家人溝通

　　6月29日上午，商報記者陪蔣多多回到南陽市臥龍區毛莊鄉羅冢村的家中。為了迎接女兒，母親蔣樹梅專門用小麥換了幾個西瓜。坐在擺滿西瓜的桌子旁，蔣樹梅講述了女兒的事。

　　蔣樹梅流著眼淚說：“多多平時不愛說話，也很少與我和她爸溝通。上初中時，多多學習還不錯，每次都是班級前幾名，只是到高二時，成績才落下來。每次回家她就一人躲在房間里，后來才知道，她在寫小說。這么小的孩子，能寫出什么樣的小說？”蔣樹梅說著擦拭一下臉上的淚水。

　　為打破沉悶局面，記者提出看看多多的手稿，母親便忙擦拭眼淚，喊多多去拿。在一個抽屜里，保存著她的“作品”，拿出來擺滿整整一桌。

　　多多在一旁介紹：“這是我高二創作的《天涼好個秋》上半部，已成稿30萬字，還有《魂斷北京城》、《睡美人復仇記》、《網中人》、《閃亮丑小鴨》等作品，共計100多萬字……”

　　說到多多的下一步，蔣樹梅說：“多多只要好好學習，我想讓她復讀一年，哪怕借錢、貸款我也愿意。農村的孩子沒有出路，做家長的唯一希望就是孩子考上理想大學……”

　　班主任：她很自閉

　　記者與蔣多多的班主任宋老師取得聯系。宋說多多是個“怪”學生，上高三時成績中等，快畢業時已是后十幾名學生了。

　　“上課總是心不在焉，成天不學習，就愛寫些亂七八糟的東西。班上七八十個人，我根本顧不上管她。”在宋老師印象中，多多總是獨來獨往，不愛與別的同學往來，也不知道她和誰一個宿舍，與哪個同學關系好，很自閉。“各科老師都不喜歡她，同學們也不愛理她。”

　　“就是這個大家很少去注意的‘怪’女孩，卻在高考試卷上抨擊當前教育制度。”宋老師說，6月22日，學校領導說有個學生高考違紀了，用兩色筆答題，讓幾個老師去復查卷子，他才知道，蔣多多除了把客觀題“應付”過去之外，四科考卷的主觀題部分，全部用來寫自己對高考弊端和當前教育制度的指責了。

　　“她所寫的高考制度弊端純屬無稽之談，國家高考這么多年了，各項教育制度一直在不斷完善，中國大型的選拔人才肯定需要這種考試，高考還是利遠遠大于弊端的。”他對蔣多多的做法不理解，認為多多思想和心理一直都不健康。

　　同學：她有點兒怪

　　蔣多多在6月17日曾獎自己的行為告訴了同學徐玉印、楊一鳴。徐玉印說：“真不敢相信，她有如此想法，平時多多學習也不多好，每天悶悶不樂，就喜歡寫東西，老師和同學也很少與她溝通，真沒想到她有這種怪想法。當時我和楊一鳴知道后認為她很傻，而且越來越覺得她好怪。”

　　專家：偏激做法不可取

　　商報記者就蔣多多一事采訪了教育專家和社會學家。

　　河南財經學院教育心理研究專家宋新譜教授說，每個高考生都應該以端正的心態面對高考，面對以后的人生。多多以犧牲自己前途，呼喚高考一個公平的環境，這種做法實在不可取，她的心理不健康。

　　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長、社會學家劉道興說，多多其實是個悲劇。一個高中生對社會問題認識還比較膚淺，導致其用反叛的做法來對抗。

　　關于教育制度改革，全社會都在關注，無數專家也在反復研究。但這么復雜的社會問題，不是一個高中生就能解決的。看問題要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上，如果她關心社會，關心教育，就應該好好學習，好好考試，取得參與社會的權利，參與到社會改革中來。她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自己放棄了自己的權利。

　　鄭州12355青少年維權及心理咨詢中心主任袁林方說，多多的方式不可取，實際上是害了自己。“當學生的心理沒得到關注，偏激心態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他們就會傷害自己或加害社會。多多在出現偏激的心態后，選擇的是傷害自己。”

　　“中國目前的高考制度沒錯，已得到世界各國和社會的廣泛認可，主要是教育方法在畸形發展。”袁主任說，由于目前學生的成績與老師工資、獎金掛鉤，造成老師只注重成績，不注重學生心理健康。

　　“但很多學校都沒意識到。”袁主任說，目前高考生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學習，根本沒給他們緩解壓力的方式。“在學生心理輔導上，家長重要性大于學校，家長有足夠時間關注孩子。”

　　袁主任主張給初、高中開心理課，并配心理學老師：“從多多事件看，真的很有這個必要！”(胡志強 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