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是6月當之無愧的主角，可它畢竟只是一種非常態的體育文化現象，相比之下，倒是公眾與壟斷的對抗更值得關注。

　　可以說，壟斷近半年來不斷處于公眾討伐的風口浪尖，可沒有哪個月像本月這樣集中對壟斷展開討伐：從“壟斷行業收入高于其他行業10倍”到“發電成本省1400億元反要消費者多掏1600億元”，從“抗議刪除反行政壟斷條款”到“92.7%公眾對反壟斷充滿期待”，社會對壟斷的批判史無前例地集中、嚴厲、深刻和缺乏耐心，電力、電信、石油、鐵路、醫療、教育，這些壟斷或帶著壟斷性質的行業一個個被推上了輿論審判臺。

　　壟斷何以如此集中地成為公眾討伐的中心，公眾的反壟斷熱情又何以如此高漲？這表明中國社會許多年來對壟斷的容忍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公眾許多年來對壟斷積壓的不滿也到了一個爆發點。

　　其原因首先在于反壟斷立法這個背景對公眾的刺激。立法意味著一種針鋒相對的利益決斷，公眾意識到，如果此時不再表明對壟斷的鮮明立場和忍無可忍的姿態，在壟斷既得利益集團的操縱下，《反壟斷法》很可能繼續為壟斷留下很大的生存空間和利益空間。一旦壟斷身份和壟斷利益得到法理性的確認和法條的支撐，公眾在日常經濟生活中再反壟斷就會非常艱難，行政壟斷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因為缺乏對反壟斷立法的直接參與權，公眾是想通過這種“不能再忍”的激烈態度，在立法外圍對反壟斷立法者施加一種輿論壓力和道義影響。可能正是在這種外圍壓力下，曾被傳言可能擱置的法案草案才順利進入了人大審議程序，被刪除的反行政壟斷條款最終重新出現在草案中。

　　然后，問題可能出在特定的改革時期。中國改革業已從最初人人受益的增量改革時期，逐漸邁進了損益劃分日漸明顯的存量改革階段。在增量改革時期，貧富分化還不是太明顯，壟斷行業員工多拿點兒工資多分點兒福利，差距表現得不是太明顯，公眾對分配不公有較大容忍度。可在存量改革階段，損益劃分日漸明顯，人人都在與身邊的人進行比較，改革讓自己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改革讓自己與身邊的人有了多大的差距。這時候，壟斷體制所包含的分配不公，越來越明顯地凸顯出來，在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下顯得越來越刺眼。憑什么“壟斷行業收入高于其他行業10倍”？這不是不公是什么？

　　原先，壟斷行業常常披著一層具有欺騙性的面紗：壟斷企業都是國有企業，它是國家的，更是人民的，它所獲得的盈利都是為人民謀利益，為社會作貢獻。隨著市場意識形態的啟蒙，這套說辭越來越失去說服力。

　　公眾看到，一方面，這些壟斷企業竟然不與國家分紅；另一方面，這些企業的高利潤并沒有回歸人民，很大一部分以高層高薪、員工高福利高收入的形式在行業內部被瓜分了。此時，忍受著壟斷行業一次次以“公益”名義漲價的老百姓，如何對壟斷還有半點好感和忍耐力？

　　而且，隨著這些壟斷行業“偽市場化”的推進，壟斷對公眾的日常生活帶來越來越大的影響。從電到水，從電信到石油，從郵政到航空，人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經濟生活被壟斷的控制，甚至能看到自己腰包的每一分錢是如何通過漲價流到壟斷鏈條中去的——“偽市場化”下壟斷越來越顯化，公眾當然難以容忍。

　　改革大勢之下，一些壟斷行業意識到市場化大勢所趨，壟斷利潤沒有多長時間——正因為有這種“時日無多”的感覺，他們會變本加厲地利用壟斷身份進行最后的瘋狂套利，享受最后的晚餐，由此加劇了公眾的反感和反抗。

　　關于中國社會當前主要矛盾的判斷，學者楊鵬的論述最經典：原來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即私人品的匱乏，如今已轉變為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即公共品的匱乏。可公共品供給為何短缺和低效呢？問題正出在壟斷身上。中國目前絕大多數公共品的供給都帶著濃厚的壟斷色彩，是壟斷造成了公共品供給的低效率和短缺。比如，看病為什么貴啊，表面上是市場化，實質是壟斷，醫療資源處于行政壟斷之下，政府與公益醫院的利益糾纏不清。“上不起學”也源于這種體制性的資源壟斷，住房、交通、電力、石油等莫不如此。社會已在潛意識中形成這樣的共識：讓壟斷體制支配中國公共品的供給，既無公平更無效率，只有破除壟斷，公共品匱乏這個最大的矛盾才會得到解決。

　　公眾與壟斷的對抗，考驗著正在審議程序中的《反壟斷法》草案，是尊重市場經濟和公眾意志，還是向壟斷既得利益者妥協？也考驗著壟斷行業，是在人民的唾沫星子中厚著臉皮繼續壟斷，還是順應市場大潮改革大勢？(中國青年報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