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們600多個城市已經基本失去了個性，文脈模糊，記憶依稀，歷史遺存支離破碎，文化符號完全混亂

　　藝術家艾未未是詩人艾青之子，每個月，他都會回一趟位于北京市二環以里的家。那是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位于東城區的舊城保護區。

　　房子已經殘破了，但院里的龍爪槐和玉蘭仍顯得很精神。艾未未說，父親在時，視力不好，常常去數樹上的花蕾，一遍又一遍。

　　但這次回家時，他發現工人正在用水泥抹墻，每家每戶，胡同里所有的墻都抹上了水泥，又在上面刷上了青灰色的涂料，在涂料上刻出了假的磚縫，和假的造型。

　　就在他家對面的胡同口，正在修建一個月亮門，但胡同里經年的雜亂——糟糕的上下水、亂拉的電線、諸多的安全隱患卻沒人理會。

　　在艾未未的記憶中，這是北京第三次大規模的胡同翻新。前兩次分別是尼克松訪華和克林頓訪華時，同樣是把墻刷成灰色。艾未未風趣地感慨著，“克林頓一定沒有注意到，他來到了一個怎樣的禮儀之邦，除了刷墻，還是刷墻。”

　　而這一次，可能是為了迎接奧運。“用一種顏色，一律抹平刷灰，畫出磚印，去真存偽，去古還新。”艾未未擔心，到了2008年，真正的北京古都可能已經完全消失了。

　　幾乎與此同時，8月31日，在全球地標聯盟于中國舉辦的“2006地標峰會”上，北京財富中心、北京銀泰中心和中國國際貿易中心三期工程入選 “中國10大新地標綜合體”。

　　這樣，在北京長安街的東延線上又多了三個地標性建筑，其中高度最低的銀泰中心，高249.9米，最高的國貿三期則達到約330米，建成后將成為北京第一高建筑。

　　對于這“三高”匯聚的國貿區域，有媒體稱之為“新北京城市文化的發源地與核心”，并稱贊其建筑風格“完美融合了中國傳統美學與現代建筑思想，標志著古都歷史文化的承繼與發展”。

　　把這兩件事關聯起來，似乎在宣告一種文化的消亡和更替。

　　迷失長安街

　　作為北京甚至中國的代表——長安街，其兩側的建筑風格則集中體現了這種變化。

　　從各部委大樓到豪華商業大廈、從皇家宮殿到現代商務中心，還有眾多的高級寓所、酒店、廣場……長安街上匯聚了北京市大多數代表性建筑。自矜“洋涇浜”式文化身份的恒基大廈，體現當代西方文化的西單文化廣場，炫耀資本的東方新天地廣場，前衛怪異的國家大劇院，以及不斷刷新北京城市高度的中央商務區……長安街在用全部空間來壓縮歷史，更新記憶。

　　在美國城市規劃師蘇解放的眼中，長安街到處充斥著洋建筑師那種青春期時的設計幻想。每一個建筑都是偶像般的“簽名”建筑，它們爭著標新立異。這些體量龐大、充斥著玻璃幕墻的“怪物”沒有統一協調的風格，讓城市顯得毫無章法，古都的歷史身份和特征被削弱得無以維系。

　　美國城市規劃學者愛德蒙德·培根曾評價說，“北京可能是人類在地球上建造的最偉大的單體作品”。在這個偉大作品中，開闊舒緩的平面布局和遼闊無礙的天際輪廓線構成這個城市的主要性格，這也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的特點。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量的建筑開始競相攀高。從北京國際飯店突破古都城市輪廓線特征，成為長安街上高層建筑的始作俑者，到236米高的北京電視中心，再到現在330米的國貿三期，古都的天際線和景觀完全被破壞。

　　新的建筑開始擠壓北京城內的傳統建筑，一些新建筑本身就是在胡同和古建的廢墟之上建成的。

　　位于人民大會堂西側的國家大劇院是由法國設計師安德魯設計的，這個被戲稱為“安德魯的蛋”的建筑，以其現代的前衛姿態一掃紫禁城的歷史厚重。在古城的制高點景山上向南望，視線中，除了紅墻黃瓦，就是這個巨大的金屬半球。有人說，通過這個建筑，法國人報了貝聿銘在盧浮宮前建玻璃金字塔的一箭之仇。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這是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國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師)的名言。毫無疑問，北京曾經是盛納中華文化最豐厚的“容器”之一。然而，容器破了，殘留的味道還能聞多久？

　　600城市古風依稀

　　長安街建筑的建設過程，也是傳統建筑式微，西方現代風格建筑開始彰顯的過程。

　　在“北京建筑學國外，全國建筑學北京”的風氣中，長安街的這種迷失已經成為全國各個城市建設過程的一個縮影。

　　福州三坊七巷被譽為“明清古建筑博物館”，是我國東南現存最大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這里匯集了包括林則徐、嚴復、鄧拓、冰心等眾多名人的故居，但從90年代開始，商業開發開始光顧這里，一些古民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十余層高的商住建筑；

　　估衣巷被稱為津門第一街，但這條有600余年歷史的老街仍然難逃改造命運，盡管有眾多人士在拆遷前為保衛老街做出了諸多的努力，但它再也不能恢復從前的模樣。

　　在古城西安，除了城墻還保留得比較完整，城內的建筑與格局早已經完全改變，即便在城北化覺寺古城保護區內，傳統民居也是數量寥寥。

　　……

　　據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蘋芳介紹，在世界建城史上，中國城市與歐洲不同，歐洲的城市從中世紀出現時，就是以手工業和商業為目的自然形成的，而中國的城市都是先有規劃后有城市的，這使得中國城市成為世界城市史上單獨一個類型。

　　而在城市改造過程中，中式建筑像敝屣一般被遺棄掉了。事實上，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全國眾多的城市開始新的建設，除極少數古城外，大多數已經喪失了原來的風貌。包括當時北京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的十大建筑，就已經開始出現中西合璧的風格(像北京火車站、民族文化宮)。

　　之后，國家和地方政府公布了文物保護單位，一些文物古跡因此被保護，在“文革”期間也相對較少受到破壞。但到了80年代以后，城市建設的高潮使房地產業開發蓬勃興起，大量的古建和民居被推倒重來，舊城區被改造，在這過程中，許多傳統歷史地段遭到了滅頂之災，眾多的古城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風貌。

　　進入21世紀，這種城市改造的速度和深入程度更趨劇烈，使整個中國看起來就像一個混亂而嘈雜的大工地，與50年代不同，中西合璧的風格也完全為洋建筑師的設計讓步，而城市中的傳統元素已被破壞殆盡。

　　對此，著名作家馮驥才這樣評價，“我們600多個城市已經基本失去了個性，文脈模糊，記憶依稀，歷史遺存支離破碎，文化符號完全混亂。一方面是拆得很慘；一方面是建得很糟。光怪陸離、平庸粗鄙的建筑充塞著我們的城市。”

　　權力與資本的底色

　　“為什么擁有5000多年文明的北京，卻要像十幾歲的孩子般莽撞行事，還穿上一身俗氣的洋褲褂呢？”說這話的，是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院士級注冊規劃師蘇解放(JeffreyL.Soule)。

　　作為參與中國城市規劃和設計工作已有十余年之久，接觸了中國眾多官員和專家的他，在2005年4月又來到北京。他沿著長安街，從市中心徒步走到東五環的城市邊緣。在看過路兩旁的建筑后，蘇解放如此描述自己的感受：“一個有著最偉大城市設計遺產的國家，竟如此有系統地否定自己的過去。”

　　蘇解放認為，缺乏城市設計培訓或經驗的中國官員，通常會把現代性和盛氣凌人、古怪異常的設計混為一談。結果，一些因幼稚的設計會被本國拒絕或嘲笑的外國建筑師，卻在中國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聽眾。而國內的一些學者和專家，由于經常受益于與這些外來者的經濟關系，用以提高他們的政治和專業地位，以致不能發出客觀和誠實的聲音來抑制這種體制的盲動。

　　不久前，在南京召開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論壇上，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批評，在中國現在的城市化進程中，歷史傳統文脈(歷史文化街區和古建筑)遭到破壞，大拆大建后造成“千城一面”。仇保興認為，這與不少領導急功近利的心態和干部管理體制有關。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政績觀，而考核的指標是城市的面貌變化，個別城市，甚至還組建城市“大變”“小變”辦公室。

　　權力與資本在城市的建設中充任了主角。在這種強大的力量下，即便持有異議的學者發出自己的聲音，仍無法與之角力。

　　最能反映這種狀況的莫過于位于王府井路口的東方廣場的建設。就是這個視《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如無物的龐然大物，在經過眾多學者和專家的多年集體抵制后，仍然最終落成。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王貴祥教授如此形容這個超大的建筑組群，“建筑用地占滿了兩條重要街區(東單大街與王府井大街)之間的地塊，建筑形體宏大、密集，猶如一艘航空母艦駛進了一個古老幽靜的港灣……是財富的炫耀。”

　　中式基因游絲尚存

　　變化是近幾年發生的。

　　從去年開始，福州市啟動實施了“三坊七巷”歷史文化街區保護修復工程，計劃投入30億元在三年內對三坊七巷進行全面的修復和保護。目前，已經對該歷史文化街區的基本情況進行了全面摸底，并編制完成保護規則和辦法。

　　于“十一五”期間開展的中國第三次文物普查也將目光放在了散落在廣大農村地區的鄉土歷史建筑上，并探討制定關于這類建筑的保護標準。

　　在經歷了諸多的“古建劫難”之后，人們開始關注傳統建筑的保護，但在這個過程中，認識的誤區和急功近利仍然存在，在為數眾多的官員眼中，保護傳統建筑等于發展旅游經濟，而不是為城市留下記憶。也因此，一些以保護之名行破壞之實的事情時有發生，1986年北京拆毀琉璃廠老街，建起一條不倫不類的琉璃廠文化街就屬此類，在那條街上竟然可以看到紅柱子、大玻璃這種前所未見的房子。在清代，民間是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樣式的房屋存在的。但從那以后，全國各地都可以見到一些生搬硬湊的仿古建筑。

　　就在這種假古建充斥著全國每一個城市的角落的同時，一些人也開始用自己的力量來重溫舊日的記憶。

　　在長安街東延長線，東五環外的管莊，松堂臨終關懷醫院就坐落在路邊。醫院的大院里堆滿了石墩、柱礎、磚雕和石刻。

　　9月26日，院長李松堂和工人們一起忙著建造新病房。新病房是中國傳統建筑樣式，特異的是，上面的建筑構件都有著幾十甚至幾百年的歷史，無論是脊檐上精美的玉蘭磚雕，還是墻上古樸的石楹聯，或是飛檐下繁復的斗拱，廊柱下的柱礎和廊柱上的雀替，這些都是李松堂多年來收集的藏品，是他在城市改造拆遷時，一家一戶收集來的。在四合院里出生和長大的他對中國的傳統建筑感情很深。看著這些老宅院被拆毀了、砸碎了，然后再用大量的資金，蓋起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他認為很荒誕。

　　盡管這個身處城市繁華之外的古建筑顯得有些單薄，但在中國，李松堂并不孤獨，像他一樣的古建保衛者們一直都存在著，華新民、陳志華、馮驥才、舒乙、阮儀三、王軍、張金起、丁艾、陳平原……他們中有學者、有官員，也有民間自愿者，還有眾多的基金會和民間組織也參與到這個過程中來。

　　也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之下，一些古城被從“推土機”下挽救回來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到建筑與人、城市與文化的關系。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何曉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