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曾說：沒有個人的激情，共同體將是一潭死水；沒有共同體的共鳴，個人激情將消退寂滅。

　　價值多元化的今天，那種曾經建立在傳統文化價值觀上，依循著共同禮儀秩序的中國人形象，正受全球化和城市文明的影響，開始變得模糊不清。

　　在經濟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同時，浮躁之風吹皺了中國人傳統的心緒，有人清醒，有人慌張；有人從容，有人焦慮；有人昂揚，有人沮喪。每一個人都有時刻被時代主流邊緣化的危機感。

　　從傳統中走出來的中國人，如何在傳統和現代之間取舍，如何以“好的傳統”和“好的現代”構造一個“好的現代化中國”，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里關系到每個人的堅礫命題。

　　那么，向前看，中國人是誰，你是誰，我是誰？

　　中國古代經典中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說，即三百條禮儀準則和三千條行為準則。而到今天，我們還有多少“禮”可以崩？多少“樂”可以壞？

　　一則喪禮之上的脫衣舞報道成為中國“乏禮”的最直接和最荒誕的證明,一經批露隨即引起軒然大波。央視那并不完全清晰的畫面成了后來按圖索驥的依據。來自江蘇東海縣委縣政府的消息說，該縣警方在《焦點訪談》報道后立即組織力量，將報道中涉及在喪禮上組織、表演脫衣舞的5名嫌疑人拘捕歸案。

　　一樁被視為“禮崩樂壞”最有說服力的故事，最后以政府的迅速介入而告結束。

　　喪禮上的脫衣舞

　　根據央視《焦點訪談》的報道，“脫衣舞”事件緣于東海縣孔白村一農戶家中的喪事。8月16日，受請在喪事上表演的兩班“吹鼓手”為了招攬觀眾，演出進行到“高潮”時，女演員竟先后開始脫衣褲，當天現場即吸引了近200人圍觀。

　　一邊是死者棺木，一邊是充滿色情的脫衣舞，這對素來“死者為大”的鄉村，實在是一件極具諷刺意味的事。以至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民俗學會會長劉魁立在央視的訪談中即呼“莫名其妙、難以理解”。

　　難以理解的并不是喪葬中的“喜慶”。對這種近于滑稽的喪禮，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高丙中對本刊記者說，“中國傳統即有‘喜喪’說法，孝男孝女要守夜的，漫長的時間要打發，所以總得有點喜慶的節目來振奮大家的精神。”

　　但是，緣于民俗的這些禮儀與喪禮上的脫衣舞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向本刊記者表示，“這種事情只有在商業利潤的驅動下才會出現。”事實也正是如此，據央視的報道，當地人對這種事的解釋是，“對于辦喪事的人家來說，花錢請表演班子來表演脫衣舞是為了吸引更多的人來看，顯得人氣旺。”而且“來看的人越多，他后代人(越)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戲班子為吸引更多的人以抬高自己的要價，不惜用上脫衣舞的手段。

　　更深層的原因，郭于華與高丙中都不約而同地向記者表示，中國鄉村禮儀的失范，在很大程度上緣于權力在傳統完全破壞后的突然退出。“有一個強制力量要你左轉右轉的，但突然這個力量沒有了，你就處于眩暈狀態了。”北京師范大學一位民俗學博士如此向記者比喻。

　　禮在中國

　　喪禮上的脫衣舞事件以政府力量的迅速介入而告終結。這就像若干年前，權力力量也是以強力的介入而徹底摧毀了中國傳統的禮儀。

　　這可以一直追溯到一百年前，西方人打破國門，國人開始反思自己的文化。“孔家店”、舊禮教，在反對封建主義的大旗下被破“四舊”、毀“五倫”。魯迅先生《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在翻看了半夜的禮教之后，只看出了兩個字“吃人”。

　　但是，郭于華說，“這一百年，對喪葬禮儀影響最大的還是在1949年后。”

　　高丙中說，“那些傳統禮儀，差不多都在反對封建迷信、反對奢靡浪費兩個旗號下銷聲匿跡了。”甚至一度，禮儀備遭嘲笑，粗魯成為時尚。

　　在此途中，中國人周而復始的年號，變成西方的公元紀年；傳統的厚喪習俗被簡化為追悼會，作揖、拱手、跪拜、請安變成握手，“大人”“老爺”“太太”，變成“先生”“女士”“小姐”“同志”。

　　但與此同時，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評論家對記者說，“人們開始不知道禮為何物了，沒有了儀式，沒有了基本的禮儀規范。幾千年已經形成的如《朱子家禮》上的禮儀傳統完全中斷。”他反問記者道，“怎么能說跳脫衣舞這件事情是禮崩樂壞呢？我們還有什么‘禮’可以崩、什么‘樂’可以壞呢？”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如此描述：

　　“今日中國，飯店永遠是喧鬧得難以進餐的場所，餐桌上的孩子永遠瘋搶最愛吃的菜肴；公交車靠站時永遠有沖開血路、力排眾生搶座的‘猛士’，車上永遠站著老人、孕婦和兒童;無數商店貼著謹防扒手的告示；許多會堂里掛著請勿隨地吐痰的警示牌(參會者居然都需提醒)。今年天安門廣場清除了60萬顆口香糖，日常娛樂除了打牌就是搓麻，高級一點也無非就是唱卡拉OK。遠游出洋的國人，老外常常通過是否亂闖紅燈、大聲喧嘩，很容易識別我們的同胞……”

　　9月22日，中央文明辦和國家旅游局公布了從網上征集的10類“中國公民出國(境)旅游常見不文明行為”：亂丟垃圾，坐公交車搶座，排隊加塞，大庭廣眾脫鞋脫襪、赤膊袒胸，吃自助餐多拿多占，遇有糾紛惡語相向……中央文明辦協調組組長李小滿說，“近幾年來，一些中國公民的旅游陋習，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

　　對這種境況，那位評論員說，“這在中國幾千年前都是不可思議的。”他的文章說，《左傳》即詳細地記載了，父母是如何給長到15歲的女孩子舉行笄禮，給20歲的男孩子舉行冠禮的；婚禮完成會經過六道儀節；士人相識有專門表達友情高潔的相見禮；尊賢敬老，要舉行鄉飲酒禮；君臣上下有燕禮來明尊卑；就是國際交往，列國使節也會吟誦詩經表達各自對對方國家的禮節……在《禮記》中，保留著一整套完整的禮儀，禮儀甚至成為一種專業。經典中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說，即三百條禮儀準則和三千條行為準則。

　　但到今天，記者隨機采訪多人，回復不約而同：現在的人肯定不如古人有禮貌。

　　在一片“無禮”的氛圍中，那些被古禮浸染過的長者們，卻給今天的年輕人傳遞出一種無形的禮儀的力量。經濟學家茅于軾先生的信，在記者的采訪中被幾位受訪者提到的一個細節是，在每次工工整整地寫信之后，茅先生都不忘落款“茅于軾上”。一個“上”字，那位評論人說，“道盡了一個人的禮儀素養。而我碰到的很多人，寫封信，連抬頭、落款都不寫。不是不會，是不懂。”2005年，記者曾拜會著名的地理歷史學家侯仁之及夫人，告辭時，已經八十高齡的侯夫人面向客人幾番后退躬身相送，令在場的人無不感嘆。侯夫人畢業于燕京大學，那時，在大學里，禮儀也是一門必修的課程。

　　中國傳統的禮儀已然丟棄，但是舶來的西方禮儀卻也未能真正落地生根。“中國人連衣服都不會穿，”一位受訪者告訴記者。一次，這位受訪者接到一個酒會的邀請函，精心打扮后應約前往，結果發現“我成了一個怪物”，因為偌大的酒會，穿著五花八門，唯獨沒有西方酒會中應有的那種著裝。“那是應該穿西裝、打領結的，但連打領帶的人都很少。既然是酒會，那就應該遵循西方酒會的一些起碼禮節，但就是沒人懂。”

　　禮儀是文明的標志

　　不懂禮儀的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么？

　　廣東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先生如此向記者表達他的疑問。在他看來，有無禮儀，這正是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

　　但是，在近代，當中國傳統的禮儀被掃蕩時，那些曾經的“糟粕”卻反而在韓日等國綻放鮮艷之花。朱熹的《朱子家禮》催生了保留至今的韓國禮儀；而日本，時至今日還在保留著中國古代禮儀的痕跡。

　　信力建董事長深感禮儀的重要，在他所擁有的近二十個學校里，他擬定了一套禮的行為規范。他說，當學生按照這一套禮儀向父母表示感激之情時，那些平素恨鐵不成鋼的父母們無不驕傲萬分。“禮就是一個人人性的體現。”他總結說。

　　“已經被破壞殆盡的禮，要想恢復與建立，注定是一個需要好多代人努力才能實現的事。”那位評論員說，“八百年前朱熹即已經說明，利儀的回復要回到周禮時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現在我們當然更沒必要。問題是，傳統好的禮儀我們拋棄了，西方好的禮儀我們也沒有學習過來，反而是中西方禮儀中的那些糟粕，正在日漸走近我們。”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何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