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即使純粹從城市管理者的一己私利出發，他們也應該明白，進城農民的利益實際上跟城市工商業的繁榮有直接的關系，市場繁榮，則一榮俱榮。反過來，在他們身上揩油，只是將從事這些行業的人驅離城市，結果，是大家皆輸

　　從蚊子腿上剝肉，本是過去人們形容吝嗇鬼的一種比喻，然而，這種比喻今天已經變成了現實，實實在在發生在某些城市的管理者身上。據報道，某市實行三輪車準入制度，靠蹬車吃飯的人，必須繳納3000元方可上路，而且還需另付幾十元的統一著裝費。

　　借口管理整頓，對在城市里從事某一行業的人收費，并要求統一著裝，已經不是新鮮事了。這種事情，招牌盡管鮮亮，冠冕堂皇，但明眼人都知道，管理者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便于管理，不過是借口，借機斂錢才是真。

　　大家都知道，在城市里蹬三輪車的人，除了少部分城市的下崗工人，基本上都是進城的農民。他們中間有專門做運輸的，也有賣菜的、收廢品的，其中包括了大部分專門跟城管“打游擊”的游動小販。這些人，除了極個別的，基本上要算是城市里最窮的人了，到他們的住處看看，別的不說，至少你會明白一個詞：家徒四壁。有個破電視，還是撿來的。管理者斂錢斂到了這些家徒四壁的人頭上，你不能不佩服人家管理水平的“高超”。

　　記得李昌平跟我說過，在他還在做鄉鎮黨委書記時，他所在的那個鎮一度百業凋零，于是他做了一件事，由鄉鎮給工商以及相關部分的人發工資，但要求他們呆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做，千萬別出來。結果，一年以后，這個鎮百業繁盛，大家手里的錢都多了。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有些城市管理部門是靠什么吃飯的，也知道多數地方的工商管理部門每年有上交的指標，而且完成這些指標，掙出本部門的工資獎金，其實要依靠大量的聘用人員，靠這些不在編制人員的個人努力。國家的公權力，是這些部門將自家小單位和個人的飯碗裝滿，以及獲取額外好處的基本憑借。在公權力的行使過程中，我們已經分辨不出這些部門和部門中人，到底是為了維持城市秩序而管理，還是為了自家的好處在操作，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我們也知道，蹬三輪車的人其實是些生活境遇非常悲慘的人，謀生的手段和資源，都貧乏到了極點。無論拾荒、販賣還是運輸，一輛三輪車，就像意大利電影《偷自行車的人》里主人公的自行車一樣，是謀生的必需，沒有它，就沒有飯碗。而且，一輛哪怕是很破舊的三輪車，對于一個進城的農民來說，都是一筆很大財富，是他的寶貝。我們可以看到，城管收走農民的三輪車時，被沒收者的悲痛欲絕(這些車很可能轉手就被賣掉)，也可以看到那些不肯繳納準入費，被管理者追逐驅趕時，滿臉的驚恐與無奈。可是，我們除了對這些人境遇感到哀傷和憤怒之外，更多的是不解：蚊子腿上能剝出多少肉呢？

　　今天有權管進城農民的人，估計往上數，一般出不了三代，也是農民。農民家三歲孩子都知道，養豬一定要養肥了再殺。即使純粹從城市管理者的一己私利出發，他們也應該明白，他們的利益(如果他們真正從稍微長遠一點的利益考慮的話)，實際上跟城市工商業的繁榮有直接的關系，市場繁榮，則一榮俱榮。而市場的繁榮，工商的發達，又跟這些看起來不起眼的三輪車也有關系。

　　城市生活，實際上離不開這些三輪車，沒有這些進城的農民拾遺補缺，倒騰販賣，變廢為寶，市民生活就會很不方便，浪費很多資源。理所當然，這些農民應該從城市的繁榮中分一點余瀝。允許農民享用這點余瀝，對城市，對居民，對市場，甚至對城市管理者，都有莫大的好處。且不說這些農民中的一些人可以通過奮斗和積累，變成工商業者，增加城市的經濟總量和稅收，只要這些拾遺補缺行業存在，對城市的經濟發展就有好處。經濟發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管理者分肥的機會和份額都會增加。

　　反過來，在他們身上揩油，除了能夠得到一丁點微不足道的收益外，更多的，只是將從事這些行業的人驅離城市，這樣的結果，是大家皆輸。

　　我相信，城市的管理者的智力水平絕對不比我輩差，他們當然能意識到這一切。只是他們的職位，換得太快，以至于連一年的培育期都等不了，眼前能抓到什么，趕緊抓，等豬養肥了，殺豬的和吃肉的怕多半不是自己了。所以，他們的腦筋，都動在短平快的撈錢方式上，只要有機會，有借口，蚊子腿上的肉，也不會放過。竭澤而漁，池塘里什么都沒有了怎么辦，那是下任的事，管他。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張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