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國家林業局森林公安局局長杜永勝在公安部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是依法辦事。“關于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的問題，從目前掌握的情況來看，我們都是根據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和相應條例來執法的。”杜永勝解釋說，之所以采用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一是依法辦事，二是依照國際慣例。

　　圍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狩獵權拍賣，國家林業局與公眾和環境法專家的分歧似乎仍無法彌合。杜永勝的講話又進一步引起了有關專家的質疑。

　　執法不能斷章取義

　　“林業局主要認為狩獵權拍賣的程序是對的，但是回避了一個重要問題——國家林業局在狩獵權拍賣問題上違反了實體法，即《野生動物保護法》。”針對國家林業局此前的觀點和此次杜永勝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觀點，10月9日，北京天耀律師事務所律師王福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國家林業局拍賣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狩獵權的行為，嚴重違反了《野生動物保護法》的規定。王福江已于8月24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國家林業局撤銷拍賣狩獵權的具體行政行為。

　　“發言人認為，未經批準的狩獵就是違法的，要嚴厲打擊非法狩獵。我要強調的是：沒有明確法律依據的批準，也是違法的，也要制止。”環境法專家、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常紀文認為，在狩獵權拍賣問題上，《野生動物保護法》是基干法，依法主要是依《野生動物保護法》。“法律不能撕裂開來，更不能斷章取義，不能單純地看《行政許可法》，必須把《野生動物保護法》和《行政許可法》結合起來。”

　　常紀文進一步分析說，野生動物保護制度是系統化的制度，它散布于各個法律之中，但它們是有機的統一體，不能從某一部法的只言片語尋找執法依據。

　　常紀文指出，目前國家林業局已經涉嫌嚴重違法，狩獵權的國際拍賣必須慎重。

　　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慣例

　　在大多數違法違規事件中，一些本該負起監管責任的政府部門卻成了違法主體。

　　“避而不談公眾和專家的質疑，只是說合法，那么合法的依據是什么，具體是哪一條？為什么不回應公眾和專家質疑的幾點問題？”10月9日，環境法專家、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導師王燦發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提起國際慣例，王燦發認為，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不存在所謂的國際慣例。“象牙筷在津巴布韋允許交易，但在肯尼亞就不允許。如果要強說國際慣例，那也是指拍賣一般野生動物的狩獵權，而不是我們拍賣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狩獵權。”

　　常紀文和王燦發呼吁有關部門回應公眾的質疑，盡快公布科學論證報告，接受公眾的監督。“為什么非殺不可呢？”常紀文質疑道，“國家林業局找沒找其他可以替代的方法，如賣給外國的動物園？如此獵殺，是否有科學論證報告，如果有，請拿出來。”

　　“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是否過剩到必須非打不可的地步？如果有相應的科學論證報告就應該拿出來，公眾也有這個知情權。”王燦發說。

　　針對發言人提到拍賣狩獵權，獲得的收入將全部用于野生動物保護事業，常紀文指出，捕獵野生動物一般是以下幾個目的：科學目的；緊急避險，主要是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百姓的生命安全；泛濫成災，出于繁育的目的。也就是說，捕獵的目的一般必須是純粹的公共目的，而不是利潤，“以保護的名義獵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是不符合法律規定的。”

　　希望就此舉行聽證會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狩獵權拍賣讓近七成公眾擔憂我國對野生動物的保護，人們普遍很想知道我國目前的野生動物有沒有多到可以獵殺的程度。一方面是有關部門振振有詞地宣稱“依法辦事”，另一方面卻是公眾的普遍懷疑，兩者之間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分歧？他們的法商到底誰更高？如何彌合這一分歧？

　　常紀文認為，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制度實施以來，老百姓對野生動物的保護憐憫態度呈上升趨勢，用暴力的方法對付野生動物的局部過剩，是現代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這也是大多數普通百姓反對的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對執法機關執法的不透明性持有懷疑態度。”常紀文分析說，很多法學專家和野生動物保護專家提出反對意見，對此，國家林業局并沒有提供有針對性的、有說服力的反駁說明，更沒有拿出專家論證報告，這更加重了公眾對國家林業局的懷疑態度。

　　常紀文認為，公眾和林業局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這一點上，公眾也是在支持國家林業局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為消除公眾可能的誤解，常紀文希望國家林業局舉行研討會，對此事展開辯論。“出于保護公共利益的目的，也可以召開一個聽證會，讓有關方面專家和公眾代表充分闡述各自的觀點。”

　　據悉，中國的國際狩獵活動始于1985年，20多年來，我國經批準的對外國人開放的國際狩獵場所共25處。針對公眾對林業部門20多年來的狩獵收入是否用于野生動物保護的質疑，常紀文希望審計機關介入，對此前20多年來的狩獵資金進行審計，查看資金的使用情況，讓公眾了解資金是否用在保護區農民和動物保護方面，“滿足公眾知情權，并達到消疑釋惑目的。”常紀文認為，在這一過程中，公眾的懷疑具有合理性，并不能說公眾比某些部門的法商低。

　　王燦發教授則呼吁國家林業局嚴格依照法律規定透明執法，避免和消除外界的疑慮。他希望通過各界的廣泛參與，發揮林業局的生態保護功能。“這也是在公眾的參與監督下，以合法的形式降低管理成本，期待林業局在野生動物保護方面做得更好。”

　　(來源:檢察日報 作者: 王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