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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吳仕逵

　　富人慷慨捐贈有避稅的因素，也有基督教對捐贈的鼓勵，還有某種做富人的規矩和傳統。

　　企業家一生擁有無盡的話語權，對員工，對股東，對公眾，遺囑是他們最后的聲音。

　　雖然趕不上嬰兒呱呱墜地的哭聲，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記錄下來的遺囑，不容背叛。

　　善始不如善終，立遺囑固然是一種幸福，而猝死的企業家也并不虧本。因為，真正的遺囑是生前的所作所為，文字的遺囑只是精華版而已。它涉及到財產、權力、子女、葬禮、器官等敏感問題。

　　記賬的遺囑

　　卡內基早年是個抓錢手，晚年是個散財家，主要的任務就是捐錢，到死也沒有捐完。對于剩余的2500萬美元，卡內基把其中2000萬美元交給卡內基公司，又拿出400萬美元用于成員擴大之后的私人養老金項目。其中，前總統塔夫托每年可以領取一萬美元，格羅弗·克利夫蘭夫人和西奧多·羅斯福夫人各自可以領取5000美元，約翰·莫利可以領取一萬美元。

　　下層也有顧眷。斯基博地產上的獵場看守人、護林人和佃農，卡內基家中的男管家喬治·歐文、女管家尼科爾夫人、護士南妮·洛克比以及最年長的仆人瑪吉·安德森，也都是這筆饋贈的受惠者。最后的100萬美元分贈給各個教育機構，匹茲堡大學、史蒂文斯學院和圣安德魯斯學會各自獲得20萬美元。

　　考慮及其周全，和葛朗臺完全不同。卡內基從小就開始記賬，記賬使他成為了世界首富。遺囑是他的最后一本賬簿，充滿了救世的情懷，他說，他是上帝財產的管理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

　　而1992年去世的山姆·沃爾頓似乎不是替上帝管財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根據他的遺囑，沃爾頓家族的5位繼承人平分了家產，個個都是排名前十位的富豪。美國三角出版公司總裁沃爾特·休伯特·安嫩伯格立遺囑捐贈財產后解釋說，他的家人已經生活得很好了，而“財富不應該集中在少數人手里”。

　　山姆·沃爾頓生前不是卡內基，死的時候自然也不是。

　　惹麻煩的遺囑

　　伊斯曼終身未婚，他說如果他不把遺產留給后代，他們會恨他；如果留給后代，世上就多了幾個紈绔子弟。1932年3月14日，伊斯曼邀請了一批朋友到他家，見證他的遺囑改動。儀式之后，他把朋友們送走，回到書房，關上了房門。

　　然后，只聽見一聲槍響，仆人們發現他倒在血泊中，旁邊是一紙自殺留言：“我的工作已經完成，何必再等待死亡？”那年，他78歲。自殺前，他留下遺囑，死后他的家歸羅切斯特大學校長居住。從1932—1947年，羅大校長住在這里。可是維持偌大的家，開銷實在太大了，伊斯曼可以承受，大學校長卻負擔不起。到了1947年，校長把這份遺產轉讓給了州政府。兩年后，伊斯曼的家對公眾開放，成為博物館。

　　和伊斯曼的粗心相反，本田宗一郎1991年8月5日與世長辭。生前，他就立下遺囑：“我死之后，請不要為我舉行社葬，因為死者與現世無關。倘若由于舉行社葬而使交通受阻，那么作為從事汽車工業的我是不能忍受的。”體現了東方人的細膩。

　　明智的企業家似乎是少數。亨利·福特的兒子本森剛剛去世，他的兒子，年滿30歲的小本森因為對父親的遺囑不滿，就勾結外人想通過在法庭上詆毀自己的父親，污蔑自己的家族來尋求法庭撤消本森的遺囑。小本森的行為完全背叛了福特家族，本森的妻子伊迪立刻宣布與小本森脫離母子關系，這標志福特家族的公開分裂。

　　遺囑不能制止家族的分裂。據報道，默多克修改了以前的遺囑，鄧文迪成了默多克死后將實際控制新聞集團的人。既然是改來的遺囑，會不會還改過去？事態的發展在考驗鄧文迪把握變數的能力。

　　杜邦32歲那年，堂叔猶仁總裁突然死于肺炎，沒留下遺囑，董事會決定賣掉公司。全部家當如果賣掉，值1200萬美元。各人拿分得的錢去存銀行，利息低得可憐。不如把它按2000萬美元抵押給家族的某個人，這個人按銀行的利息付給各位股東。大家紛紛同意。可是，誰愿意做這個冤大頭呢？杜邦。一代軍火大王誕生了。

　　即使留下遺囑，但明確規定繼承人不是杜邦，奈何？

　　教子的遺囑

　　日本首富堤義明的父親的遺囑是：“我死后10年內不要投資任何新的不動產。”堤義明果然隱忍了10年。10年之后，堤義明出手了。結果“西武”成為與新日本鋼鐵公司、三菱重工業集團并列的日本三大企業組織。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曾感嘆“既生瑜，何生亮，我的最大不幸，就是與堤義明生于同時代”。

　　樹大招風，現在堤義明身纏是非，是不是有違父親遺囑的緣故？

　　J·P·摩根英雄蓋世，曾兩次挽救美國經濟。他的遺囑的開頭清楚地寫著福音教會的一個信條：人的努力是無法獲得罪孽的救贖的，惟有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而死才能使人們獲得拯救——這是摩根一生所堅持的信仰。“我把我的靈魂交在我的救主手中。”他在遺囑中寫道：“我相信基督珍貴的血能夠贖回并洗凈我的一切罪惡，他將把我的靈魂潔凈地帶到天父的寶座前；我將懇求我的孩子，無論是多么困苦，也無論個人的犧牲多大，都要保持并維護這個信條，耶穌基督用他珍貴的血已經徹底洗凈我們的罪惡，直到永遠。”

　　哲學家的遺囑也沒有這樣多的哲理，摩根一生經營的似乎不是財富，而是信仰。

　　無私的遺囑

　　一期《福布斯》的封面上，事業有成的父親正將裝滿鐵鋸、扳手、錘子的工具箱交給他的小女兒，孩子舉起雙手接過木箱——顯然，這是典型的美國式的繼承。

　　家庭用品公司董事會主席伯納德·馬庫斯認同“遺產即負擔”的說法，打算把全部家當8.5億美元留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會；64歲的可口可樂公司主席羅伯托·古祖塔也表示要將他的大部分遺產捐給慈善機構。

　　一起約好似的，按照蓋茨的遺囑，除了給3個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萬美元和價值1億美元的家族住宅外，其余98%的財產，將全部留于以他和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沃倫·巴菲特的遺囑，也將總值約305億美元的個人財產的99%捐給慈善事業。

　　據統計資料顯示，美國1998年的慈善捐贈，已經占到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17%，居世界首位。而其中，80%來自個人捐贈，亦為世界之首。富人慷慨捐贈有避稅的因素，也有基督教對捐贈的鼓勵，還有某種做富人的規矩和傳統。

　　惠普公司的發起人之一戴維·帕卡德，他的遺囑清楚地表明身前所掙的絕大部分金錢將捐獻給社會，目前已捐出的金額超過50億美元。較早的還有瑞典的諾貝爾。1895年11月29日，他在巴黎寫下遺囑：“我將920萬美元遺產及利息，于我死后，每年分贈給世界上對物理學、化學、醫學、文學和和平事業有偉大貢獻與成就的人們。”此份遺囑激勵了偉大的人物，因此而成為最偉大的遺囑。

　　(摘自《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