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當利益訴求功能的渠道被窄化后，有關人員的利益訴求表達不暢，其利益或是嚴重受損，或是以一種較為激烈、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必然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諧。

　　前不久，世界零售業巨頭沃爾瑪的第一個工會在福建泉州晉江成立。此事引起廣泛注意。沃爾瑪從創立之日起，就一直“抵制”其員工參加工會或者其他任何第三方組織。在美國也不例外。美國的沃爾瑪總部曾因此被勞動關系委員會起訴了26次，但其仍堅持自己的立場。因為按照美國的法律，只有51%以上的非管理人員雇員秘密投票同意，才能夠組織工會。在投票之前，雇主有權用各種合法的方式去勸說雇員投票反對成立工會，如果票數不夠，誰都對沃爾瑪無可奈何。

　　對于沃爾瑪終于破例同意在中國的基層店成立工會之事，應該引起人們對“工會”歷史的回顧與思考，即對建立利益訴求良性機制以達社會和諧的反思，否則，其只是一則轟動一時的新聞而已。

　　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歐洲、北美先后開始了工業革命，分散的小規模手工勞動為大機器生產所代替，工廠制度隨之建立。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加上資本家為了獲取較多的利潤，使工人的勞動條件極其惡劣。在最先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工人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建立地方性工會組織。這種工會與舊式由手工業師傅組成的行會大不相同，實行自由加入的民主管理。1834年英國成立了全國性工會組織，隨即推動了長達十幾年的“憲章運動”，顯示了工人的力量。各行各業的工會組織紛紛建立，到19世紀60年代，英、德、美都陸續建立了全國性的工人組織。

　　這個不短的歷史時期，正是歐美社會的轉型期。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全國性激烈的暴力沖突時有發生。歐美各國的工會為縮短工時、增加工資，為改善勞動條件、爭取勞動保護、失業救濟、醫療保障，為爭取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等基本經濟政治民主權利，開展了長期斗爭，最終一點點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工會成為工人利益訴求的良性渠道，成功避免了社會的根本性動蕩。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承認：“沒有工會負有責任感的、以全體人民福利為目標的態度，我們國家今天就不可能這么好地屹立在世界上。沒有工會的富有批評的、向前看的合作，我們大家就不可能生活在社會經濟、特別是政治方面普遍穩定的聯邦德國之中。”

　　由于工會是勞資對立的產物，所以當新中國成立后自然面臨國營企業工會如何“定位”的問題。鄧子恢在1950年夏就富有遠見地提出“公營”企業中工會也應該以“代表工人的利益”“保護工人群眾日常自身利益”為基本任務，工會不能成為廠方的“附屬機關”。

　　鄧子恢的觀點在最高領導層引起了激烈爭論，有觀點認為國營企業中工人利益與廠方利益基本一致，故指責鄧的觀點是“機會主義的原則和理論”。而時任“全總”副主席、黨組書記的李立三則在1951年秋對鄧的觀點表示支持。但這年年底，鄧、李的觀點則被指責為是從分配出發、不是從生產出發、代表落后工人，是“工團主義”“經濟主義”，受到嚴厲批判和處理。雖然在30年后的1981年，他們被“平反”，但幾十年形成的傳統思維定式使工會的地位、作用在實踐中一直未能妥善解決。

　　現在的工會在許多地方、部門實際仍是企業的“附屬機關”，工會領導往往變成一種相應行政級別的職務安排。這種架構下“工會章程”“工會法”規定的種種職能中維護職工權益的職能很容易被弱化。

　　當利益訴求功能的渠道被窄化后，有關人員的利益訴求表達不暢，其利益或是嚴重受損，或是以一種較為激烈、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必然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諧。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利益主體多元化，各方利益重新調整，所以必然是種種矛盾的高發期。例如，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有外資企業、私人企業的產生，就是國營企業也在劇烈的改制之中。舉凡國企改制中工人與管理層利益如何分配，工人如何分流、下崗，企業的轉產、動遷……均與工人利益息息相關。

　　在這個無比復雜又無比重要無比敏感的利益調整過程中，如果工會起不到利益訴求的渠道作用，就很可能因“擁堵”而激生非理性的“群體性”事件，包括工會在內的各種利益主體權益訴求機制的建立，應成為化解尖銳矛盾、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層面。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文/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