備受關注的甘肅徽縣群體鉛中毒事件，目前得到了較好的處理。環保和醫療專家相繼抵達徽縣，污染源基本查清，幾家冶煉廠被關閉，血鉛超標的村民及兒童都得到醫療救治。對于一個群體性的環境衛生事件，這樣的處置速度是難能可貴的，這一方面得益于新聞媒體的監督，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各級政府對環保和衛生問題的高度重視。

　　但在這起鉛中毒事件中，當地群眾表現出的三個“不相信”，值得我們反省，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所謂三個“不相信”，是指徽縣當地村民不相信省市兩級派出的醫療專家，不相信當地政府，“連甘肅的記者都不相信”。專家組在采集血樣的過程中，遭到部分村民的“圍攻和謾罵”；記者到當地采訪時，村民看到車輛非甘肅牌照號才接受采訪；徽縣一位干部更是感嘆說，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地群眾的三個“不信任”，不排除因健康受到損害而導致的情緒化因素，但這顯然不是根本性的原因。媒體在調查中發現，徽縣鉛污染問題曾經多次被隱瞞。污染嚴重的新寺村曾經發生過“死黃豆事件”，全村1600畝黃豆幾乎死了一大半，但并沒有引起當地政府的足夠重視。西安某醫院“意外”查出第一例徽縣兒童血鉛超標之后，徽縣當地醫院給村民做檢查時，化驗結果仍然是“一切正�！�。而當多名村民被西京醫院查出血鉛超標，要求關閉污染企業時，他們得到的答復是該企業手續齊全，每年都有環保部門的合格認證，“所謂環境污染也不存在”。當然，更不難理解，最先將徽縣鉛中毒事件公之于眾的，也不是當地的新聞媒體。

　　鉛污染現象一再暴露，群眾的身體健康已經受到了切實的威脅，當地政府和有關部門卻一再搪塞敷衍，他們當然不可能贏得群眾的信任。群眾的不信任，恰恰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立場搖擺不定。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產生矛盾時，地方政府往往會傾向于發展這個“硬道理”。在污染現象還沒有暴露的時候，地方政府對污染企業也會睜一眼閉一眼，甚至還會保護毒工廠。就算群眾鬧了起來，地方政府也多半會息事寧人，而不會下大力氣解決污染問題。只有當嚴重的污染事件被捅了出去，他們才會想起科學的發展觀，才會雷厲風行起來，該關閉的關閉，該處理的處理，該賠償的賠償。如此被動和消極的環保策略，不僅不可能建設環境友好型的經濟與社會，也不可能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利益，更不能做到防微杜漸、及時化解社會矛盾和解決污染問題。被動與消極的環保策略，還加大了環保的社會總成本，因為等到事情鬧大了才解決，往往只能亡羊補牢，徽縣數百名血鉛超標的群眾眼巴巴地等著政府給個說法，就是最好不過的例子。

　　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我們社會的一個突出矛盾。當官員政績與環境保護出現對立的時候，當企業利潤與群眾利益出現沖突的時候，地方政府站穩立場、承擔職責、取信于民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只有負責任的政府才能引導和喚起企業的責任意識，只有誠信的政府才能建設誠信的社會。如果像甘肅徽縣那樣，群眾對什么都不信任，其后果將不僅僅是血鉛的超標，還有可能引發猜疑與怨恨的超標，從而導致精神和政治層面的污染。

　　甘肅徽縣鉛污染是一個標本，揭示出西部地區在發展經濟時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在反思西部環保戰略的現實困境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思考政府在落實環保政策時的誠信與責任。

　　(來源:北京青年報 文:蔡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