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中國，社區自治的精神資源是極端匱乏的。自利的計算可以形成暫時的利益同盟，但卻無力維系一個長遠的自治組織的正常運轉

　　很多人向往，中國成為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后，各種社會問題就自然解決了。什么是中產階級？指標很復雜，但擁有自有房屋乃是一個關鍵性指標。如果按照這個指標，中國的主要城市差不多已經是中產階級社會了，因為，這些城市自有房屋的比例似乎已經達到世界第一。

　　不過，這個硬件已經中產的群體，在精神獨立、社會自治方面，卻異常孱弱。比如在北京，90年代以來形成的居民小區，只有十分之一建立了自治的業主委員會。這些業主委員會很多因為委員的不負責任或業主的冷漠而不能運轉，甚至因為委員會與業主之間的互相猜疑而分崩離析。業主自治幾乎舉步維艱，于是有熱心人呼吁政府介入，推進業主自治云云，這簡直就成了笑話。

　　與自治相對的是他治，主要就是政府的單向強制性治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與國有體制，使城市人口習慣于他治，而不知自治為何物。直到今天，整個城市的治理體系基本上仍然是他治的。除了某些車友會組織“小資”們集體開車到郊區吃虹鱒魚之外，人們幾乎沒有訓練自治技藝的機會。與鄉村自治搞得有聲有色不同，在城市這樣的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沒有任何有機的利益關聯，政府的管理似乎也蠻有效率，因而，人們甚至連自治的愿望都沒有。長期生活于這樣的環境下，面對陡然到來的業主自治，人們當然茫然無以應對。

　　購買房屋倒是一個難得的自治技藝訓練過程，也確實激起過人們自治的愿望。在城市，政府壟斷住宅用地供應，政府又只向房地產開發商供應土地，市民不能獲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開發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業主。業主是由開發商創造出來的。

　　也因此，房地產開發商無時無處不在利用其權力，肆意侵犯業主的權利和利益。開發商也可以利用自己對于土地的權利，把與自己有利益關聯的物業公司強加于業主。從法律上說，應當由業主聘請物業公司，但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開發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沒有業主，他們又如何行使選聘物業公司的權利？

　　正因為物業公司與業主的關系是顛倒的，所以，對于業主，物業公司實行的是一種“保姆的專制”管理。

　　于是，在房屋交付與剛剛入住階段，業主們通常會充滿激情地投入到與開發商和初期物業公司的抗爭中。這種激情把本來互不相識的業主們團結到一起，而抑制了人們對于他人、對于抗爭領袖的猜疑。這是業主自治最熱鬧的階段。

　　但其實，這個時候，絕大多數業主只是抱著一種搭便車心理：跟在別人后面，即使不發言也能增進個人的利益，何樂而不為？一旦進入日常狀態，連這點激情都消退了，彼此之間的冷漠、對業委會的猜疑之心，就立刻從心靈的底層翻涌上來，壓制了信任與友愛之心。

　　應當說，在中國，社區自治的精神資源極端匱乏。自治不是光靠每個人維護私人利益的理性計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計算可以形成暫時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時那樣，但卻無力維系一個長遠的自治組織正常運轉。自治需要某種道德基礎，需要自治共同體內部的相互信任和友愛。但在中國，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這種道德與精神資源。近百年全盤反傳統的努力，已經使中國人拋棄了道德教育的傳統。幾十年灌輸的斗爭哲學，也使人們不再信任他人。十幾年來流行的主流經濟學又把“經濟人”的假設變成了一種人人只為自己的道德戒律。這樣的哲學與心靈，傾向于把任何道德行為解釋為純粹的利己行為，人們自作聰明地把每個人看得跟自己一樣卑劣。一個人積極幫助他人，一定是為了“自己出名”；一個人投身社區自治，一定是因為“他被物業公司收買了”。

　　自治也需要自治領袖。但是，公共精神匱乏、對他人冷漠的社會中，又普遍存在一種奇怪的平等主義心態：不相信有些人竟然比自己具有公共精神。人們可以容忍一個高高在上者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人不公平，而不能容忍自己中間某些人竟然比自己更高尚。因此，人們寧可相信單位里管制自己的人，也不相信幫助自己的鄰居。很多業主相信，盡管物業公司在掙黑錢，但起碼它對所有業主一樣黑，所以，人們寧可忍受這樣的他治，而不能信任業委會的自治。

　　可以說，業主自治、社區自治前路維艱，自治，需要每個人、整個社會從頭學起。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