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城管監察大隊海淀分隊在中關村科貿電子商城北側查抄無照商販時，副隊長李志強遭遇無照商販崔英杰持刀暴力抗法，最終被其刺中頸部，經搶救無效殉職(《法制日報》8月14日報道)。然而，就在同一日，廣州市也發生一起治理攤販的事件：一個從湖北到廣州擺攤賣早點的婦女，被四五個治安隊員用鋼管毆打，并遭辣椒水噴眼(《信息時報》8月12日)。

　　兩起事件的同一天發生，再加之近年來不斷出現的“暴力執法”、“暴力抗法”事件，恰恰反映了此類事件的發生絕非偶然，其折射出社會聯動機制的缺乏。

　　崔英杰、藍仙娥事件其實是中國目前類似問題的一個縮影。從新聞中可知，崔是一個社會底層的打工者，后擺起了小攤。在不到一個月前，崔剛剛攢錢買來一輛做買賣的三輪車被城管隊員沒收。而作為占道經營的小攤販，自然也常受到城管的查處，包括多次沒收工具。在這里，我們應當認真思索一下：為什么工具被一次次沒收，這些小攤販(不僅是崔)仍然不“吸取教訓”，還要從自己微薄的收入中再次購買工具進行無證占道經營？原因只有一個：為了生存！

　　在生存的權利和城市的管理需要之間，顯然有著一個巨大的機制斷層：如何保證崔英杰們的生存權利？如何引導他們能夠以不違反城市管理規定的方式生存下去？這中間自然應當由其他相關的機制來進行回答，而不是直接由城管部門來簡單地進行清理。而目前的狀況，卻恰恰是只有城市管理的一個個禁止條款，缺乏相應的為崔英杰們進行引導和保護的相關體系。于是，城管和小販之間的矛盾變得無法調和。一方是迫于生存需要，不斷違法占道；一方因城市管理職責所系，自然毫不手軟。城管在一次次的清理中，面對反復出現的管理對象，難免產生厭惡心理，“暴力執法”遂常有出現；小販在一次次被執法的過程中，面對自己不斷出現的損失，難免產生對抗心理，“暴力抗法”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在城管和占道小販之間，城市管理者應當有一個有效的機制，保證在一般情況下這些小販不用違反城市管理規定以解決生存問題，引導他們在正常的渠道內滿足生存需要。這樣，就在城管和占道經營之間設立了一個緩沖地帶，而不是刺刀見紅、非此即彼的直接對話。目前的城管執法，受到人們最大質疑的，就是執法職責與生存權利之間的矛盾沖突，這也使得城管的執法很難得到道義上的支持。有了這樣的機制，在緩和矛盾的同時，一是增強了城管對違法占道經營進行執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二是更能得到社會道義的支持。

　　我們應當認識到，只有合理的社會聯動機制的正常運行，才能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畢竟，在一個社會里，應當保護的不僅僅是管理者，只有各方利益、特別是生存的權利都得到合理的保護，才能減少“暴力執法”、“暴力抗法”的發生。

　　(來源：法制日報，作者：廖德凱，原題為《城管執法中的機制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