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全球化背景下，國籍接近戶口，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30年前出國，拿了國外身份的，叫“投敵叛國”，想回來也不可能。20年前出國，就有兩個可能的選擇了，要么“毅然放棄國外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回來報效祖國，要么“辜負祖國人民多年的培養”，留在國外定居；10年前出國的，無論后來在哪生活，怎樣生活，基本上和愛不愛國沒什么聯系了。隨著時代的變遷，對出國人員個人生活的選擇，國內的輿論日益寬松，為“半路老外”們的產生營造了善意的環境。

　　一些國家多途徑、低成本的移民政策，則對“半路老外”有直接鼓勵。如，移民加拿大，均價5萬元人民幣，住滿三年可入籍；移民澳大利亞，1萬元人民幣起步，兩年可入籍。

　　此外，中國對外資和海歸的政策優待，國內經濟發展對國際化勞動力的強大需求，都對移民回國產生直接刺激。與此同時，北美等地經濟增速放緩，就業機會減少等，也為“半路老外”的滋生創造了社會條件。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教授王勛對本刊指出，在歷史上，“半路老外”現象并不十分常見，僅中國臺灣和韓國在經濟起飛階段比較明顯地出現過。

　　談到對“半路老外”現象的看法，張鐵林對本刊回憶起1982年他出國前夕的一件往事。當時他在某藝術團體門口，碰到一個著名男演員，開一部小汽車，“你這也太顯眼了吧，不怕別人說呀？”張說。那人回答：“這有什么呀，我就是比大家早開幾年而已。”張認為，5到10年后，“半路老外”的現象一定會更加普及。王勛的預測是，如無意外，這種現象至少會穩步發展到2020年。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謝遐齡曾在本科生里開講全球社會學課程，他對本刊指出，換國際身份的本質不過是換戶口而已。“北京戶口比河北戶口值錢，就是這樣淺顯的道理。”謝說：“全球化背景下，國籍接近戶口，這是一個長過程，但卻是一個必然的過程。” 謝遐齡認為，所謂全球化，就是全球變成一個社會，全世界100多個社會融合成一個社會。

　　實際上，除了換身份，全球化背景下，拿國外學位也是國人一個典型的沖動。“現在我們總喊建一流大學，什么叫一流大學？就是拿著這學校的文憑走遍世界都可以找到工作。如果本國沒有這樣的學校，人們當然要到外邊去找。”在謝遐齡看來，與國際認可的教育背景相比，國籍倒是等而下之的東西。

　　另外，謝指出，跨國公司是更直接的全球化的產物。國家間通過跨國公司，互相滲透，互相長入，像兩個“異形”，互相把觸角伸到對方體內，再一點點繁育、滋長。人們尋求國際教育、國際身份等都與跨國公司的存在息息相關。

　　針對“半路老外”，學者間對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設置議題并無異議，然而，對這些人在中國社會中所起的作用及影響卻有著嚴重的分歧。

　　王勛認為，“半路老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客觀上，他們帶回來資金、技術、管理技能、國際關系網;在主觀上，一些人仍存有報國之心。因此他們的社會影響主要是積極的。

　　謝遐齡則認為“半路老外”多數本質上只是利用國家政策，對國家發展不見得有利。特別是那些以洗錢為目的者。其實這種情況下換身份的不是人，而是錢。他們利用國家對外資來源難以查實的現實，將來路可疑的國家資產通過繞道國外銀行的方式獲得合法身份。在現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的強烈沖動下，以外商身份通過低廉的代價獲取國家土地，之后所獲暴利又繼續流向海外。造成的結果是，國民經濟看起來持續增長，但錢實際是被少數人卷走了。這部分的“半路老外”雖非主流，但是負面影響卻十分巨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曹紅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