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對于很多“戀校”者而言，在心靈與自由如此貼近的同時，也要備受咫尺墻外的干擾
這是一個“國中國”，一堵圍墻，劃出內外兩個世界，完成學業的人原本都應離開，但“戀校”讓一些人一腳墻里一腳墻外，繼續過著校園生活。
以校園為生活方式的他們中，年長者距畢業也不過十幾年。
與備戰考研而居留于校園的“校漂”不同，居留本身是“戀校”者的目的。即便是其中的留校者也與其他教職人員有所區別，工作與留校在選擇之初便有了因果的序列差異。
這些“戀校”者通常嘯聚于大城市中的著名學府，他們本身就是從這里畢業的學子。母校的情懷與學府的涵蘊讓校園有了圣殿般的光輝，牽絆著這些“戀校”人。
“戀校”者們心中也許潛藏著一種對外面的驚悸和退縮，但他們展露更多的是根植于骨的矜持和驕傲。他們中有很多身處同一校園而又互不相識，但通常會有某些相似的心境和行為。
“游學”于復旦大學的吳錦宇對此有一套總結：“戀校”的人中，開朗的多，沉默的少，都有一定的知識儲備，思想也敏銳，很容易找到事情的本質。他們普遍善良，對人信任勝于提防。他們對未來都有美好的愿景，但生性淡泊，與社會保持距離，“留校任職的也要淡泊，本來都有能力在社會上找個不錯的工作，如果在學校還爭名奪利，還不如到‘社會’上工作。”
“戀校”人群的規模很難估算，高校里很少去統計校園羈留者的數量，盡管學校周邊租住的人群是個參考的數據，但無從得知其中“戀校”人群所占的比例。即便是“戀校”者自己也往往對校園里的其他成員一無所知。
對于北京漢疆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實就是如此，在他印象中，在北大校園里很少有畢業之后仍終日“混跡”于校園的，至少在他的圈子中，他是惟一，“平時閑成我這樣的真是不好找。”但記者的接觸中，燕園中的“戀校”者其實并不鮮見。
只為一種心境
“戀校”者是一個比較孤獨的群體。他們偶爾會在聽講座時與眾人擦肩而過，并沒有固定的圈子，學校太大，各自目的不同，形同陌路。
這是吳錦宇的感受。
對于很多“戀校”者而言，在心靈與自由如此貼近的同時，也要備受咫尺墻外的干擾，畢竟他們已經失去了校園里的“合法”身份，尷尬的處境讓他們有復雜的生活感受。
吳錦宇的同學畢業后基本上都去了金融保險類的公司，情況有好有壞，但都是每日在激烈的競爭中背負著壓力度日。兩三年沒見，很多同學頭發白了大半——幾乎每天都在加班，要不就是出差在外，與家人交流很少。相比起同學，身處學校安靜環境中的吳錦宇有著更多的安全感和年輕心態。至今他仍保持著每天10點睡5點起的作息習慣，不論去哪都騎一輛老古董鋼鐵自行車，經常去旅游或是到農村做課題。
但隨著三十而立，焦慮也越來越多，每當吳錦宇看到同學已經有了穩定的事業，有車有房有美滿的家庭，拿著僅能糊口的工資和至今依然孤身一人的自己還是會產生揮之不去的失落感。
吳錦宇的“戀校情結”，在每個戀校者的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更多的時候，他們依賴的不是校園本身，而是高校那種行為規則和氛圍。
與節奏極快、在高壓力下工作、面對更加復雜的處事環境的社會生活而言，學校里面的自由、輕松、文化氛圍對人們有著更強的吸引力。正如黃玉梅所說，留在校園追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豐富，這也讓她的留校，看起來更像一種精神上的堅守。
“你是不是瘋了還是哪一根筋搭錯了。”這是黃玉梅經常聽到的一句話。
兩年前的4月28日，畢業前夕，北大的未名湖畔，黃玉梅拒絕了一家公司月薪萬元、安置戶口的聘用，選擇留在學校，作一份沒有正式編制、月收入只有兩千余元的工作。
“留在這里，是因為一種習慣一種依賴。我想，為了一種心情而留下是值得的。”
曾經的同學都已經離開了，晨鐘暮鼓的學生生活被早八晚五的工作所取代。對她而言，留下的朋友還有“這塔、這湖、這一草一木。”
每天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都會看見一個身著網球裙的女孩繞著未名湖慢跑，或者在更晚些的時候，看見她在湖邊靜靜坐著。黃玉梅用這種方式來延續她學生時代的寫意生活。
在這個地方呆久了，這種“戀校”情結便發生變化，從依戀一個校園到依戀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這是黃玉梅對自己的解讀，她始終覺得是這汪充滿包容的湖水粘住了她的腳步。
上半年，她去山東出差，回來時，把從黃河邊上汲取的一瓶水注入了未名湖中，希望為這片文氣過勝的湖水添加一點陽剛之氣。
湖水并不會有所改變，黃玉梅是以此來小心翼翼地呼喚著一種心境。在她眼里，走出校園的人會發生改變，“他們可能會變得更看重精神之外的東西吧”，她說。
并非都詩情畫意，工作的瑣碎在校園里可能也令人無法忍受。黃玉梅在工作中要為留學生們提供生活上的指導與關照，這個角色有時會讓人聯想到保姆。而她的同學則在SONY作中國地區的銷售主管。
每次同學聚會或者是出差，黃玉梅都增加了一分離開現工作單位的心思，但回來之后又說服自己留下。
黃玉梅給了自己4年的時間，4年過去以后，她可能會選擇離開，“我不會總賴在這里。”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孫冉 何曉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