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高等教育的問題，需要進行深入的教育體制、教學模式的變革，不是簡單地靠增加投入可以解決的。不失時機地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應是走出目前困境的一種選擇

　　最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控制高等教育擴招速度，將今年高校招生增幅調整為5%。從1999年至2004年，我國本專科生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8.6%，大大超過了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一般認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應當大致與GDP的增速同步。但今年5%的控制增幅，大大低于GDP 的增速，顯示了政府加強調控的決心和力度。

　　連續多年的高等教育大規模擴招，產生了可以預料的諸多問題。除了大學高收費、產生龐大的貧困生階層，當前最突出的是大學生就業難。在這一表象后面，是高等教育培養質量的明顯滑坡，高校的培養目標、學科專業設置、教育內容和方法等許多方面尚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

　　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承擔著“大眾化”的任務，而且承擔著建設“創新型國家”、培養創造型人才和高水平成果、參與國際競爭的使命。在這方面，我們的成就究竟如何，也是不甚明了。可以看到的是高校普遍熱衷于蓋大樓、建大校園、追求豪華闊綽。與此同時，在行政導向的“計劃學術”下，學科建設、學術發展很難按照學術自身的邏輯漸近地積累發展，而是遵循上級部門的指令，追求定量化的高指標。近年來高校逐漸增多的學術造假等學術腐敗事件，顯示了學術生態受到的損害。

　　當前制約高等教育發展最現實的問題是資源障礙，即“誰來為高等教育埋單”。被視為“財大氣粗”的清華、北大等高校都備感缺錢，難以繼續向“世界一流大學”進軍，承擔了高校擴招主要任務的省屬院校，教育經費則已經到了危急的程度。連續多年的大規模擴招，有的省生均教育經費已下降為原先的1/3左右，一些地方甚至發生了銀行封賬的高校財務危機。

　　然而，高等教育繼續發展的經費在哪里，至今并不清楚。首先，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撥款已不可能繼續增加。目前我國初等、中等、高等三級教育經費的結構中，高等教育經費約占24%左右，已經大大高于各國的平均水平。國務院領導一再明確表態，今后新增的教育經費將主要用于農村義務教育；其次，高校向銀行貸款的渠道已被嚴控。目前全國高校的銀行債務也潛伏著一定的風險，教育主管部門已嚴令清查和控制高校貸款；第三，繼續提高學費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大學每年5000元左右的學費，幾乎達到了“天花板”，教育主管部門三令五申不得再提高，嚴查高校亂收費。因此，增加高等教育資源的主要途徑——政府撥款、銀行貸款和收取學費——幾乎都被堵死，而高等教育還要繼續擴大規模和提高質量，路在何方？

　　高等教育的情況具有某種典型性。我認為走出困境的選擇，就是不失時機地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建立高等學校面向社會自主發展的新機制。以高等教育經費為例，事實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包辦昂貴的高等教育。無論何種經濟發達程度，大多數國家高等教育的主體是私立大學，而我國仍然是公辦高校的一統天下，民辦高校發展至今仍然步履維艱，規模很小，僅占本專科在校生的10%。可以設想，如果這一比例達到30%以上，困擾我們的經費危機將不復存在。

　　這里涉及政府教育職能的變革，涉及政府應該管什么、不應該管什么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國家應當包辦的是義務教育，而高等教育則必需打破壟斷，更大限度地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

　　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創造能力，更需要進行深入的教育體制、教學模式的變革，不是簡單地增加投入可以解決的。必須認識，世界范圍內優秀人才和創造性成果的競爭，本質上是不同制度文明的競爭。建設一流大學最為重要的是教育“軟件”的更新和教育制度創新，最終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如果在一個知識經濟的時代，我們仍不能建立以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學術本位的管理，而不斷強化行政化的管理，使優秀大學逐漸向官場靠攏，那么提高質量、參與國際競爭的目標就難以真正實現。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楊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