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丹尼爾·貝爾最初決定接受清華大學的聘請講授政治學時，他的西方同行個個驚詫得目瞪口呆：“你是不是瘋了？”當時，這位加拿大籍政治學教授正在香港任教。同行們都清楚，香港不僅學術環境寬松，且收入豐厚。

　　“我當然明白他們的擔心，”丹尼爾事后說，“不受干擾的自由討論，對研究這個行當非常重要。但我更明白，來北京對我是個很大的挑戰。”

　　丹尼爾·貝爾并非“中國盲”。早在英國讀書時，他便與來自中國的女學生宋冰組成了跨國家庭。夫人特為他取了個中文名字：貝淡寧。這個音譯名字的背后，蘊涵著中國傳統的處世哲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而哲學，恰恰是丹尼爾·貝爾的興趣所在。

　　“其實，包括我的中國親戚，當時也不贊成我來北京。”貝淡寧坦率透露。可相比香港學生，北京學生曾給他留下過很深的印象。此前，他多次受邀到北京講座，北京學生的好奇讓他感到“很興奮”，“而在香港，師生之間更多是維持著一種客氣和冷淡”。

　　不過，他也承認，清華大學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這所學校的學生都是中國最優秀的年輕人，很多中國的領導人畢業于清華大學”。

　　就這樣，貝淡寧力排眾議，2004年成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特聘訪問教授，次年，轉為正式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萬俊人談起貝淡寧，“他和其他中國教授沒什么區別”。據萬俊人介紹，在全國重點高校哲學系中長時期正式聘請外籍教授，清華是最早的。

　　貝淡寧也非盲目的樂觀主義者。事實上，在到北京之前，他已做好了“忍受政治上限制”的準備。不過這更多源自他的“新加坡經驗”。

　　結婚之后，貝淡寧曾和夫人討論去哪里發展事業。“我們分別來自東西方，很希望找到一個能夠兼容東西文化的地方。當時認為最佳選擇無疑是新加坡或中國香港。”

　　貝淡寧的博士論文是關于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 )。上世紀80年代，社群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論戰，是哲學研究的一次重要思潮。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來自亞洲國家的一些領導人，頻頻對西方式的民主和政治自由提出批評。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亞洲人“幾乎毫不懷疑一個有著將社會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的社群主義價值觀的社會，要比美國的個人主義更適合他們”。這樣的觀點再輔之以東亞、東南亞經濟的快速發展，的確曾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自然也吸引著貝淡寧。“我那時認為，新加坡是我學術研究的最佳地方。但真正到了新加坡之后，發現并非如此”。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書時，那里的系主任是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黨員。在他被替換掉之后，新主任要看我的閱讀書目，并告訴我應該多講一點社群主義，少講一點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記者注)。當我在談論政治上敏感的內容比如馬克思的思想時，課堂上就會來一些特別的人。當我引用本國的政治來說明觀點時，學生們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滿后沒再續聘就沒什么可奇怪的了。”

　　貝淡寧稱，這種情況在他北京的教學生涯中從未出現過。“清華大學并沒有明確指示我應該講些什么。我提出了一個授課提綱，很快就獲得了院方的許可。我給研究生開設‘當代政治哲學中的問題’和‘戰爭倫理’課程，學生的課堂發言很精彩，同事們也很友好。我可以和他們討論任何事情。”

　　雖然還不能用中文寫作專業論文，但貝淡寧已對中國的學術刊物發生了很濃厚的興趣。他認為，中國“學術刊物的自由度讓人吃驚。刊物雖然沒有對領導人的個人攻擊，但對具體的政策，比如對限制國內人口流動的戶口登記制度就有很嚴厲的批評”。

　　“這會不會是個陷阱呢？”

　　剛來中國時，貝淡寧對中國的一切事務充滿好奇，但又顧慮重重。“作為一個初來乍到者，我不知道邊界在哪里。”他說。

　　有一天，一個學生邀請他參加清華的一個沙龍，話題是民主。“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呢？我馬上和幾個信得過的朋友、包括我太太討論，他們也勸我離這種活動遠點。我于是拒絕了。”說到這里，貝淡寧露出釋然的笑容，“后來我才知道，這只不過是學生之間正常的學術討論，是我多慮了。”

　　去年，貝淡寧應邀到北京大學講課。第一次授課結束后，有個學生用英語自我介紹，稱自己是中央黨校的學生，問是否可以來旁聽。貝淡寧在歡迎之余，也留下一腦門子問號。在第二次授課時，他特別留心觀察這個學生的面部表情，揣測他來聽課的目的。

　　“我問朋友，共產黨會派間諜到我的課堂上來嗎？這個學生為什么要告訴我他來自中央黨校？他有什么特殊目的嗎？我的朋友聽后哈哈大笑。他告訴我，外校許多學生到北大、清華這樣的名校旁聽是非常正常的事，純粹是學術上的興趣。他笑話我別總是疑神疑鬼。”

　　后來，貝淡寧和那位中央黨校的學生混熟了。那位學生親口告訴他，自己來北大聽講，“只是想聽一些外教課程，鍛煉鍛煉外語而已”。

　　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后，貝淡寧接受一家中國報紙的采訪，談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角色問題。文章見報后，記者打來電話向他致歉：因為他批評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意見發表了，而他關于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懲罰性遠征在功能上和現代人道主義干涉相似的觀點則沒能刊登——《孟子·公孫丑下》里記載了燕國“虐其民”，孟子贊成同為諸侯國的齊國去討伐燕國，發現齊國并不善待燕國的人民后，孟子又說他贊成伐燕，卻沒有說明該由誰來伐燕。貝淡寧的理解是，孟子支持由一個有道德的“天子”來發動戰爭，這和“正義戰爭”要區分士兵、平民，以及尊重當地人生命和意愿的原則是類似的，即戰前要有“善”的動機。

　　“中國在這方面的進步真讓我吃驚。”貝淡寧說，“如果在新加坡，很難想象一個親政府的《海峽時報》編輯會向文章觀點被刪掉的作者道歉。”

　　幾個月前，貝淡寧為英文雜志《Dissent》撰寫了一篇文章，談他在中國生活和教書的趣事。不知誰翻譯了這篇文章并公布在網上。其中一段解釋他來清華教書的動機，是因為“清華培養的都是中國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過教這些精英而帶來變化”。一見面，貝淡寧就急著向記者申辯，翻譯曲解了他的原意，“這會顯得我很傲慢”。

　　戰爭課上的課堂“戰爭”

　　去年，貝淡寧在清華開設“戰爭倫理”課程，教材是沃爾澤(Michael Walzer)的《正義與非正義戰爭》。雖然他一直提倡輕松討論的方式，但辯論開始后，課堂上偶爾還是會彌漫出火藥的味道。一旦涉及到當今世界的真實案例，這種碰撞會更加激烈，尤其是涉及到道德評價的時候。

　　“討論人道主義干預時，我問學生，如果自家的鄰居間發生屠殺，比如父親殺害了兒子，你們是否要干預？多數學生同意應該干預。我又問，如果在別的國家發生屠殺，這在道德上有什么區別呢？但馬上有學生會提出主權問題。”

　　事實上，每當學生或中國朋友追問貝淡寧一些敏感的話題時，大多時候他會主動回避：“我來中國是研究中國哲學、講授西方政治哲學的，而非現實中的政治斗爭。”

　　但他還是感謝學生們在課堂上的精彩發言。課前，貝淡寧會給全班學生發電子郵件，布置下一個要討論的話題，并要求把辯論分成兩部分，所有的學生必須要在中途改變立場，“這樣的話，你就能夠看到問題的兩個方面。請不要忘記，我們是在進行學術討論，目標是學習和批評性的評價觀點，而不是要為某個政治立場辯護。”

　　有些學生會因聽不到貝淡寧本人的觀點而失望。但學生劉文嘉卻說自己并不覺得失望，因為那些問題“離課堂很遠，和學術無關”。

　　也有學生習慣在課后給貝淡寧發郵件，對課堂內容發表不同的觀點。貝淡寧把這解釋為中國學生的“含蓄”。“他們或許認為，在課堂上發表不同見解，是對老師不尊重。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異。我其實很喜歡中國學生，他們好奇，也很聰明，有的意見對我很有啟發。一個叫張容南的學生，和我討論關于女權主義的問題，我覺得她批評得很對。”

　　“他的課總是從放映PPT(用投影播放課件)開始。他只在講臺上大約講20分鐘，然后就再不上講臺。他會坐在我們中間，引導我們辯論。”學生們評價貝淡寧的課更像一個小型讀書會。他經常申請把課放到周六，因為“周六會議室閑著，貝爾老師覺得大家坐在圓桌邊，關系更平等，教學效果也更好。我們可以隨時發表意見，甚至打斷他的話。而在其他中國教授的課上，我們不敢隨意打斷教授的話”。

　　6月3日剛剛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的哲學系學生李萬全說，他即將去新加坡攻讀博士，方向是社群主義和儒家思想的比較。他承認是因為“受貝爾老師的影響”。

　　在貝淡寧的課上，還有來自韓國以及中國臺灣的學生。“遇到討論文化多元主義時，我們會請韓國同學發言，遇到討論民主進程，臺灣同學也會談談臺灣的狀況。但是我們都很有分寸，不會在課堂上討論過于敏感的話題。”一位同學介紹。

　　每個學期的課程結束后，貝淡寧都要邀請學生們去他家做客，還歡迎他們帶上自己的戀人。“貝老師的家人給我們做中餐，但卻是西餐的自助形式，大家端著盤子邊吃邊聊，氣氛很融洽。我們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對他們跨國婚姻的好奇。”一個學生笑著說。

　　到中央黨校開講座

　　貝淡寧曾經玩笑性地探問班上那位旁聽生，自己是否可以去中央黨校講課？旁聽生不假思索地回答：NO！但沒過多久，這位旁聽生便向他發出了邀請。

　　“我很疑惑，一個外國政治學教授真的可以去中國共產黨的最高學府講課嗎？”貝淡寧的眼睛瞪得老大。

　　“YES！”旁聽生一本正經地回答，“中央黨校正在修改過去的政策。只要經過副校長批準，老外現在可以到中央黨校講課。”

　　不過在講什么的問題上雙方一時都有點犯躊躇。還是旁聽生機靈，他張口便說：“你可以講講怎樣提高英語水平嘛。”

　　貝淡寧笑了。“我對此一無所知呀！你知道我從小說英語，這對中國學生有什么借鑒意義呢？”

　　旁聽生為他鼓勁：“別推辭了，你是大教授，肯定有可講的。說定了，我明天來接你。”

　　無論對貝淡寧還是對中央黨校來說，這都是一次陌生的體驗：貝淡寧對校園和學校的歷史感興趣。他遇到幾個說藏語的女孩，并吃驚地得知她們未來很可能是西藏的高級干部；而當他在學生食堂排隊時，學生們看著他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

　　演講的題目當然不是貝淡寧熟悉的政治哲學，而是如何學習英語。“我講的其實是我學習漢語的經驗”。貝淡寧眼睛里閃過一絲笑容，有點像小孩子般得意。有個女孩子問他如何盡快提高英語水平？他當即告訴臺下，你們可以找個說英語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我就是在認識我太太后，開始學習中文的，她給了我很多幫助。但是我不知道，向我提問的女孩子，當時她的男友其實就坐在她身邊。”

　　有學生問，在英語學習方面，是應該聽BBC還是VOA？貝淡寧回答：VOA是美國政府的宣傳工具，因此聽BBC可能更好些。臺下很多人忍不住笑起來，“沒想到，一個老外居然也會這么說話。”

　　據中央黨校的學生回憶，那天的氣氛“相當幽默”。有人順帶還提問了有關社群主義的問題。“事實上，除了校門口有警衛站崗，我們和別的學校也沒什么區別。”中央黨校的一位學生說，“其實我們的課堂討論相當活躍，學生們興趣廣泛，閱讀英文書籍。可能只有在貝淡寧教授的眼睛里，中央黨校還籠罩著一種神秘的色彩吧。或許這也是他總把來中央黨校做講座當作一件光榮的事到處講的原因。”

　　事實上，彼此間的確存在著某種隔膜：當貝淡寧聽說中央黨校有教授閱讀過他的《東方遭遇西方》一書時，他當時表現得很吃驚。

　　演講結束后，還有幾個女生留下來繼續討論。有個學生打趣地問他，是否應當出國找個說英語的男人以后就不再回來了。貝淡寧當即回答：“找個說英語的男人容易，然后帶他一起回到中國來，就像我的情況一樣。”

　　在場的人都哄堂大笑起來。

　　“黃昏起飛的貓頭鷹”

　　“一說政治，我的腦子里馬上會聯想到小學、中學，甚至高考中那些死背硬記的教條。怎么清華現在請老外教起了政治？他教的政治和我們過去學的政治有什么異同？”其實，清華自動化系學生小孔的疑問，也是大多數人聽到“老外在清華教政治”時都會生出的疑問。

　　而在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主任萬俊人教授看來，這絲毫沒有什么奇怪的。聘請外籍教師是清華實施“國際一流大學”計劃中的重要舉措之一，文科學科群中，經濟學、管理科學等多年以前就開始聘請外籍知名教授了。

　　國內外許多學者常常將42歲的貝淡寧與哈佛大學聲名卓著的另一位87歲高齡的丹尼爾·貝爾搞混淆。為了不造成更大誤會，貝淡寧恢復使用自己的中間名丹尼爾·A·貝爾。雖然在當代國際學術界，清華的貝爾尚無法與哈佛的貝爾比肩，但也正是這個貝淡寧，被西方學界公認為“社群主義(一譯‘當代共同體主義’)的新生代代表人物”。

　　1985年在加拿大麥克吉爾大學畢業后，貝淡寧在牛津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他的著作先后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等國際一流大學的出版社出版。其代表作《社群主義及其批評者》、《東方遭遇西方》早幾年已被翻譯成中文、日文等多國文字。

　　萬俊人教授的學術研究重點，是現當代西方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便注意到貝淡寧的研究成果。其后，他們通過國際學術會議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結識的西方學界學者朋友很多，為什么聘請他呢？”萬俊人教授自問自答，“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是我們選擇優先發展的哲學重點學科。而貝先生對中國古典政治哲學和儒家倫理非常重視，并有獨特研究。他對中國文化和教育的同情、了解，以及他自身的就職意向、時間安排都是原因。在我們聘請貝先生的同時甚至之前，早有北大等高校在同他接洽商談。他之所以最終決定接受我們的聘請，也與他本人對我們這個學術群體的認可有很大關系。貝先生的加入，毫無疑問，對于清華哲學系優先發展倫理學和政治哲學這一發展戰略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和影響。”

　　對于清華大學聘請外籍哲學教師講授政治哲學一事的眾多疑惑，萬俊人教授解釋道：“如果你了解哲學學科的知識體系和歷史沿革，如果你對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實踐有較深的理解，你就會理解我們為什么聘請貝先生了。哲學作為一門智慧之學，在西方世界一直被看作是一門最重要的人文學知識門類。任何一所像樣的大學都擁有其健全的哲學學科或哲學系。倫理學曾被西方人看作是‘第一哲學’，政治哲學與倫理學一直被看作是哲學這只‘黃昏起飛的貓頭鷹’(黑格爾語)的兩翼，是哲學關注生活世界和現實問題的兩只眼睛。國際上一些最著名的高校哲學系都把重心放在這兩個方向上。哈佛大學哲學系現有教師16人，半數以上是從事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教研工作的。這也是‘哈佛哲學’能夠成為‘美國哲學’的代名詞并構成‘美國精神’之思想核心的基本緣由之所在。”

　　萬俊人教授認為：貝淡寧先生關于社會文化共同體的倫理學研究和課程，關于國際戰爭的政治研究和課程，以及他對現代民主和平等的研究和課程，都為清華哲學系的師生提供了獨特而有益的域外知識鏡像。

　　“政治哲學不等于政治活動本身，”萬俊人教授特別強調，“我不認為在中國研究政治哲學有什么學術以外的困難和限制。相反，我認為，當今中國學界和教育界不僅為包括政治哲學在內的各種學術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而且我們的改革實踐和經驗教訓也為我們從事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研究提供了獨特而豐厚的實踐資源和理論動力。”

　　他說：“改革開放20多年了，我們的國家早已不再是自我封閉的國度。我可以負責地說，我們不會用行政甚至政治的方式去管理大學教育。相反，我們一直在努力探索和尋求一種既合乎國際慣例，又切合中國高校實際的教學科研管理模式。據我所知，清華從來沒有搞過什么教案審查之類的東西，無論是對外籍教師，還是本土教師，都是如此。”

　　“我還可以告訴你”，萬俊人教授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這些年我多次訪問過美國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同行和名家，他們不僅都知道貝淡寧其人其書，而且對于清華大學能夠聘請到他正式執教感到吃驚。你應該可以想象，我作為他的中國同事的喜悅心情和自豪感了！”

　　他正變得越來越“中國”

　　很多人問貝淡寧的第一個問題是，你用什么語言上課？

　　他說，希望是中文，但實際上，仍然主要用英文。“第一堂課，有將近100個學生來，第二次來的人不到20個，我有點沮喪。后來我聽說很多人來上我的課是希望鍛煉英語，發現聽不懂之后，就不來了。”

　　隨著貝淡寧漢語水平的提高，目前他的中文授課比例在加大。他也開始接受漢語提問，因為他能聽懂大部分內容。但如果提問者有濃重的地方口音，或者問題很長而且和教學內容關系不緊密，他就得要求重復問題。

　　學生劉文嘉介紹：“貝老師的古代漢語水平相當不錯，比很多高中生都強。什么使動、意動，他全都知道，還能背誦許多古文名篇。”在過去兩年中，她每周拿出兩個小時幫助貝淡寧學習古漢語。“去年已經讀完了《中庸》，現在正在讀《孟子》”。

　　劉文嘉評價貝淡寧是個“認真的學生”，每次課前，他都會做預習，把生僻字做成卡片，背面寫好英文注解。“他會提很多問題，有的是我們根本不會想到的”。

　　《孟子·公孫丑下》記載了齊宣王要召見孟子，孟子覺得他不敬堯舜之道，托病不見。貝淡寧讀到這里，反復問劉文嘉，“你確定孟子真的沒有生病嗎？我說我確定。他又問，孟子沒病，不是欺騙齊宣王和他的弟子嗎？我解釋說，中國人認為善有大小之分，為了大善，可以拋棄小善。但他認為孟子撒謊，對圣人的完整性是很有影響的。我想那大概與他接受康德和基督教的思想有關。”

　　“古漢語里面，有很多互文的手法，有時只是為文字通達，如果硬要追究每一個字的確切含義，反而不得其要。有時，我會告訴他，中國的哲學很多是文學化的表達，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對文本一寸寸地厘定，不太合適。”

　　在貝淡寧的意識里，劉文嘉為他輔導古文，理應得到報酬，但劉文嘉卻婉言謝絕了。“這是另外一種文化差異：中國人講究尊師重道，為老師做一些事，是表達敬意的方式，不能接受報酬。而西方人則把學術和經濟分得很清楚。”劉文嘉說。

　　“老師后來用比較中國式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請我吃飯。”劉文嘉笑道。為了更公平一些，貝淡寧還想出個好主意：教她讀英文翻譯的《中庸》。很快他們就發現，外國人的翻譯存在著很多誤解。比如，中國的“誠”，翻譯過去成了“創造性的”。“貝老師當然也會贊同我們的觀點。同時我也意識到，我們閱讀的翻譯過來的西方哲學，也會有許多不準確的地方”。

　　連夫人宋冰也承認，貝淡寧這兩年正變得越來越“中國”。他和岳母一家住在一起，比很多傳統的中國家庭相處得更融洽。有學生夸他長得帥，他不會像西方人那樣，輕松聳聳肩，笑著說“Thank you”，而是害羞地低下頭，低聲道：“哪里，哪里。”

　　最初，當貝淡寧看到學生復印英文教材時會十分震驚。在他看來，這是公然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然而不久他便理解了：中國學生每個月只有大約50美元左右的生活費用，根本買不起原版書，倘若復印，一本書只需要幾美元就夠了。明白這些后，貝淡寧干脆把自己的書拿出來，借給學生們復印。

　　他現在已習慣稱呼同行為“老師”，而不像西方學者那樣直呼其名。他也不再保持牛津那樣的方式，“把對方撕成碎片”。他會像中國同行一樣，在對方發言結束后委婉地“補充幾句”，其實是在批評對方的觀點，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在中國居住了幾年后，貝淡寧回加拿大探親，臨別時母親把他送到門口就止步了，他困惑了半天。“為什么你不送我去機場？”原來，他早已習慣了中國人在機場、車站送別的方式。只有從打冰球、不吃隔夜面包這樣的生活細節上，別人才能看到西方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跡。

　　“中國的教師，尤其是名牌大學的教授，社會地位很高，‘文革’中對知識分子的厭惡，好像早已成了陳年往事。這就是變化！”貝淡寧希望看到中國社會更多的變化，所以他計劃在北京常住下去。他甚至打算在清華附近開一家安靜的小餐館，“得是那種既能看書、討論學術，又能和朋友一起享受美食的地方。”貝淡寧津津有味地暢想著，“就像我的博士論文，不是中規中矩的論文格式，而是兩個人在巴黎的咖啡館里，吃著酸菜燉豬肉，討論著社群主義。”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蔣韡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