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擱置了施羅德“取消對華武器禁運”和“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兩項政策后，德國總理默克爾幾乎繼承了前任對華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

　　本刊記者/王艷

　　5月21日晚，上任剛滿6個月的德國女總理安格拉·默克爾抵達北京，這是她第一次以總理身份訪問中國，因此也被分析家們喻為“探路之旅”。

　　繼兩度訪美揭開“德美關系新篇章”之后，默克爾此次訪華將如何定位德中關系的走向，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

　　默克爾此行回避了急于了解她的各國記者。德國駐華使館的解釋是：“在獨立形成對中國的認識之前，總理不想接受媒體采訪”。與熱衷于與媒體打交道的前任施羅德相比，默克爾面對媒體顯得尤其謹慎。

　　對華政策不變主調

　　默克爾的前任施羅德在任7年，6次訪問中國，將中德關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們不免也對默克爾的對華政策滿懷了期待。

　　22日，默克爾會見了胡錦濤主席，并與溫家寶總理舉行了會談。在會見胡錦濤時默克爾說：“德國新政府將保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繼續堅定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推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深入發展。”

　　“中德戰略伙伴關系” 早在科爾時代就已經開始孕育，并且在施羅德時代正式確立。2004年5月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德期間，中德發表了聯合聲明，“雙方同意在中國與歐盟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框架內建立具有全球責任的伙伴關系。雙方將努力繼續深化合作，加強多邊主義，密切協調，致力于建立一個相互合作的世界秩序。”

　　“德國要實現其外交戰略，必須借重中國。” 兼任中德研究會會長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顧俊禮對本刊說。

　　從1949年至今，德國一直以實現外交政策正常化作為戰略目標，尤其在施羅德執政后，德國爭做世界政治大國的目的更加明確。但施羅德政府2003年以后明顯疏美親歐的做法卻使德國利益受損，因而備受指摘。

　　施羅德惹人非議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外交政策沒有掌握好平衡。“施羅德的外交政策大方向是對德國有利的，但是有些時候步子邁得過大，存在不當之處。‘平衡’則是默克爾外交戰略的最重要的特點。” 顧俊禮說。

　　默克爾作為德國右翼政黨基民盟的領導人，一直持親美立場，所以輿論普遍預測，默克爾將會在上臺后改變前任施羅德“親俄疏美”的立場，轉而“親美疏俄”。新年伊始，默克爾4天之內先后訪問了美國和俄羅斯兩個世界大國。從默克爾的表現來看，她既沒有刻意地“親美”，也沒有過度地“疏俄”。默克爾在美國之行中，直率地要求美國政府關閉設在古巴關塔那摩的監獄。在與普京會談后默克爾表示，德國準備在廣泛領域，特別是能源合作方面，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伙伴關系”。

　　德國目前這種大聯合政府的現狀，決定了外交決策權實際上分散在總理默克爾和外長施泰因梅爾手上。“施泰因梅爾是社民黨成員，而且曾是前總理施羅德的智囊團成員，這也是德國政府維持對華友好政策的原因之一。” 顧俊禮說。

　　“國內政治經濟改革巨大的壓力也使默克爾不會貿然改變既定外交政策。” 曾在德國議會工作過3年的中國人民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孟虹對本刊說。

　　全球責任強化雙邊關系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國官員在默克爾出訪前表示，默克爾期待中國在解決世界沖突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的經濟角色大了，它在國際舞臺上負有的責任亦然。以中國這樣的經濟地位，它必須負起更多的責任。”

　　這被德國媒體和分析家解讀為默克爾總理將促請中國政府在伊朗核問題上做出更明確的表態。“很明顯，與中國領導人共商伊朗問題是默克爾此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德國外交政策研究會主任桑德施耐德說。

　　去年12月，默克爾提出了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新方案，其中一項建議是邀請中國和俄羅斯加入到歐盟與伊朗的談判中來。5月3日，默克爾對美國進行了她上任以后的第二次訪問，最重要的任務是游說美國政府理性解決伊朗核危機。德國新政府在伊朗問題上的積極活動，特別是在大國之間斡旋的姿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專家指出，默克爾政府正在確定德國外交的新定位：充當大國之間的“協調員”。

　　默克爾在與溫家寶會晤后表示，中德雙方就伊朗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且一致認為伊朗不應該擁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且應該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

　　在伊朗核問題膠著難解的時刻，若中德在伊朗問題上傳達出基本一致的立場，對歐盟來說是重要的支持，對默克爾政府來說更是可倚重的力量。

　　經貿利益相互依賴

　　相比兩國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合作，中國民間和媒體似乎更加關注默克爾此行的經濟目的。這次默克爾41人的訪華代表團中，德國重量級的商界人士有很大比例。5月22日，中德雙方簽署了19份雙邊合作文件，內容涉及鐵路貨運合作，技術、財政、通信、能源、文化、生命科學研究等合作協議，以及中德紡織業知識產權保護諒解備忘錄等。

　　顧俊禮認為，中德經貿關系近年來一直在穩步發展，互補性很強，已經到了誰也離不開誰的地步。

　　德國目前在歐盟內對華技術轉讓最多，政府貸款和無償贈款最多，同時還是歐盟內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2005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到632億美元，約占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同時，中國也已經在去年上升為德國的第4大供應商和第11大出口對象，是德國在亞洲地區的頭號貿易伙伴。

　　孟虹轉述德國駐華使館公使的話說，默克爾總理的行程一變再變，上海之行就是在最后時刻才決定的。23日，默克爾在德國商會上海代表處發表講話，并乘坐西門子制造的磁懸浮列車去機場后離開中國，這可以理解為加強兩國技術輸出領域合作的信號。

　　曲折中前進

　　磁懸浮技術合作是默克爾此行取得的最重要的合同，但也就在兩個月前，德國媒體因為中國宣布擁有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磁懸浮高速鐵路技術而對中國一片攻伐之聲。其中，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托伊貝爾的說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聲稱，這件事“聞上去很有些技術盜竊的味道”。

　　施托伊貝爾的話立即遭到了德國政府的否定。德國總理府發言人通過德國電視臺指出，“施托伊貝爾的話不代表德國政府的意見，現在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抄襲德國的磁懸浮技術。”德國鐵路技術專家也證實了政府的說法。此后，“磁懸浮風波”才漸漸平息。

　　但在德國輿論的壓力下，默克爾政府不得不更加明確地向中方提出知識產權問題。

　　默克爾出發前，一些德國企業家和媒體曾公開要求，“總理帶回大批訂單的同時，與中國好好談談知識產權問題”。最終，默克爾選擇了一種溫和的表達方式：“中國還應當對知識產權問題給予更多的關注。” 溫家寶也承諾說，中國將進一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

　　“知識產權摩擦是損害中德經濟合作的重要問題，但還不至于影響中德關系的大局。”孟虹說。她認為，德國新政府以自己的價值觀和利益為標準定義“合格的戰略伙伴”的做法，很可能影響中國政府的對德政策。中國領導人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兩國關系中明確而又策略地表達中國的價值觀和利益要求。

　　“出于個人的政治思想和黨派特征原因，默克爾不會放棄在人權等問題上的一貫立場。她雖然不太可能像從前一樣公開發表批評，但在領導人會晤時會不失時機地提出來。這或許會對中德關系形成挑戰。” 桑德施耐德說。

　　顧俊禮更傾向于把桑德施耐德所說的“挑戰”理解為雙方問題公開化的危險。“但總體來說，在默克爾的領導下，中德關系將在曲折中大步前進。”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