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幾天就是端午節。蘇州市目前做出決定，在5月31日當天，要大張旗鼓舉辦端午節的慶祝活動，同時公祭伍子胥，以“確認”端午節乃起源于春秋時期吳國大夫伍子胥的被害。這一舉動和宣示，引來了其他一些地方如湖南汩羅市的警覺，后者堅持認為端午節仍應當姓“屈”而不姓“伍”，不能扭曲屈原投江乃端午節起源的傳統。(昨日《現代快報》)

　　該如何來看圍繞端午節起源問題所發生的爭執及其中的是非？我們首先要弄清楚爭論背后的關注所在。從有關言論不難發現，有三種眼光同時參與了對這一問題的追問：一種是歷史考證眼光，一種是文化傳承眼光，還有一種是現實功利或商業眼光。

　　從歷史考證的角度看，端午節究竟是如何起源的，乃是一個關于歷史的學術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應當持開放態度。對此，文化人類學可以給我們提供合適的理解路徑。包括傳統節日在內任何文化流傳都不會那么簡單，而會揉合復雜的經濟、政治、軍事和生態過程，是一代代先民基于自身生活實踐不斷創造不斷豐富的結果。就端午節這個問題來說，無論是起源于屈原投江自殺說，還是伍子胥被殺投江說或者其他，都不能簡單地認為是錯誤，但以某種單一因素來解釋一個傳統節日的形成，確實又難免有嫌單薄，它與古代中國人的生活實踐之間的深厚關聯，就被嚴重遮蔽。

　　但是，任何流傳至久的傳統節日，以什么樣的面貌流傳于世，肯定與它在一個社會所負載的某些文化功能密切相關。傳統節日因此又是文化選擇的結果。如果在漫長的歷史年代中，它被選擇以某種得到廣泛認可的方式來流傳和理解，那么，這種理解就具有大歷史的合理性，它同樣構成了一種歷史事實，而不可以隨便“修正”。

　　從這個意義上說，端午節起源于屈原投江說，乃是全體中國人的一種集體信仰，已歷經上千年的“文化選擇”，在今天并不能夠“想改就改”。

　　我們可以以歷史考證為據，說端午節的形成有多少多少歷史要素的共同參與，但是，在這些要素中，哪種要素是主要的，卻又有必要相對確定，否則，它所破壞的，將是一個國家民族相對均一的歷史文化認同，引發歷史文化意識上的混亂。

　　如果是從以上兩種眼光考量端午節的起源、生成和流傳以及相關的爭論，我們可以從中進一步豐富對歷史文化傳統的認識，有利于繼承和發揚優秀文化遺產。然而，蘇州準備祭拜伍子胥及由此引發的端午節問題爭論，其用心和旨趣，明顯又并不在學術考證，甚至也不在文化傳承，而更多是在受現實功利所左右，而且主要又是商業功利。從有關報道來看，此次蘇州公祭伍子胥及由此引發的爭論，并不簡單只在學術范圍內展開，而是一種官方行為，背后有地方政府乃至地方民眾的利益與情感因素攙雜其間。蘇州這樣大張旗鼓地宣稱端午節起源于當地歷史名人伍子胥，有人認為其動因不過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是以此提升蘇州的知名度，從而便利蘇州旅游和經濟開發。

　　事實上，對歷史的這種實用主義處理又無處不在，而并非蘇州才有。近些年來中國一些城市和地方熱衷于“申請世界遺產保護”，表面的理由都是珍惜文化傳統，但暗地里的算計，也普遍認為乃是為著當地的經濟實惠。必須看到，我們有些“世界遺產”在“申遺”成功后并沒有得到全面保護，“申遺”成功后對文化資源的過度商業性開發，也給這些遺產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損害。

　　對歷史文化留存都迎合現實功利需要而“靈活變通”，它的現實和長遠影響，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長遠文化利益，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精神生命和靈魂。因此，對于公祭伍子胥這件事，我們不能不說的是，公祭就公祭吧，但是顯然沒有必要非把它與端午節扯上什么關系。

　　【來源：新京報；作者：桐人(北京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