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余振東前年被遣返、《聯合國反腐公約》去年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之后，《中西引渡協議》再度收緊了外逃貪官的生存空間，而“引渡不判死刑”的規定，將對國人心理和中國法律產生重大影響

　　4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西班牙王國引渡條約》。根據條約規定，中西雙方有義務按照條約規定，應對方請求，相互引渡在一方境內發現的被另一方通緝的人員。

　　這項條約另一項引人注目的規定是，“根據請求方法律，被請求引渡人可能因引渡請求所針對的犯罪被判處死刑，除非請求方作出被請求方認為足夠的保證不判處死刑，或者在判處死刑的情況下不執行死刑，”否則被請求方“應當拒絕引渡”。

　　這也是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簽署的首個引渡條約，也是中方第一次作出對被引渡人不判處或不執行死刑的承諾。1993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先后與越南、白俄羅斯、老撾、南非等21個發展中國家簽署了引渡協議。

　　這項旨在打擊外逃貪官的條約去年11月就已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簽署。按照中國法律，條約生效需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在外逃貪官代表人物余振東前年被遣返、《聯合國反腐公約》去年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之后，《中西引渡協議》再度收緊了外逃貪官的生存空間。

　　從西班牙開始

　　談及引渡，中國民眾幾乎都會想到賴昌星——廈門遠華案主犯，1999年潛逃加拿大至今。

　　遠華案審理之后，超過10人被判處死刑或死緩，唯有主犯賴昌星逍遙國外。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曾對外界表態，如果賴昌星被引渡或遣返回國，可以免于一死。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依然保留著68個死刑罪名，其中的大部分都是經濟罪名。而在美國之外的發達國家大都已廢除死刑。在這些國家的國內法中，也有著“死刑犯和政治犯不引渡”的規定，而這一項也逐漸成為國際司法合作的準則之一。因此，中國政府在賴昌星問題上的表態，也是試圖在中國法律與這些國家的法律間尋找一種各方可接受的解決辦法。

　　即使中國政府做出了這樣的“良性承諾”，時至今日，除了中國銀行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的個案遣返，中國與美、加、澳、新等中國外逃貪官最多的國家仍然沒有達成引渡協議。“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司法制度差異不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教授屈學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另外，這些國家作為資金流入國，積極性當然不會有中國這么高”。

　　而中國在引渡問題上的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是把個案上的承諾上升為法律的努力。也為這次中西協議的簽署作了關鍵的鋪墊。

　　今年4月29日，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中西引渡條約》的說明時表示：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對某刑事被告人是否判處死刑，是一個具體的量刑問題。引渡條約作出這樣的規定，并沒有改變中國現行法律關于死刑制度的規定。實踐中為了實現對犯罪嫌疑人的引渡或遣返，也有就“不判死刑”或“不執行死刑”對外作出承諾的先例。

　　“1979年《刑法》頒布以后，這些原則就已開始得到執行，但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過程中，出于對中國死刑罪名太多的顧忌，這些國家并沒有徹底相信我們的承諾”。一位法學家對本刊說。

　　在談判艱難的背景下，2000年11月，也就是“遠華案”案發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該法第50條規定，“對于良性的承諾，由最高人民法院決定”，法律明確授予最高人民法院在量刑上有最終決定權。這一規定，為達成與發達國家的引渡協議、追捕外逃貪官進一步敞開了大門。

　　在余振東兩年前被成功從美國遣返之后，由于“中國政府與西班牙政府良好的外交關系”(北京大學法學院一位教授語)，西班牙政府于2004年11月主動向中國政府伸出了橄欖枝，但先決條件仍然是：死刑犯不引渡。

　　“談判在西班牙政府提出后就開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位委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盡管中國政府此前有過‘良性承諾’的表態，但‘死刑犯不引渡’ 的先決條件畢竟會對痛恨腐敗的民眾心理造成沖擊，決策層也因此討論了很久，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做出決定”。

　　盡管條約最終獲得了批準，但據全國人大的人士透露，在批準該條約之前，仍有法學家背景的委員出于民意考量，對“死刑犯不引渡原則”持保留意見。

　　較優選擇

　　正如武大偉所說，與西班牙締結引渡條約對中國有力打擊犯罪特別是外逃的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意義重大，利大于弊。而其弊不難理解：逃出去，活；留下來，死。這多少讓一些民眾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然而，追逃成本大、資金返還難，大量貪官因沒有被引渡之憂而在異鄉逍遙法外，是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我覺得老百姓要想一想，是讓賴昌星、余振東、楊秀珠們滯留國外不歸、資金無法回收好呢，還是免除他們一死，讓他們付出自由的代價，讓外逃資金最大限度地返還好呢？”著名法學家應松年對本刊說。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公安部首度公布了“追逃成本”：國內的普通追逃在萬元左右，最高達上百萬元。

　　僅余振東一案，中美雙方談判就長達三年，期間公務往返、查證取證，成本難計。而這只是一個個案，如果對外逃的數千名貪官都采取這樣的談判方式，僅從財力上就難以承受。另一方面，外逃資金盡管官方尚無準確統計，但學者們推算的結果，從九百億到數千億人民幣不等。

　　于是，締結《聯合國反腐條約》，并與各國簽署引渡協議，借各國之力為中國緝逃，成為了中國政府的現實選擇。

　　在《聯合國反腐公約》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前后，為使國際法與國內法更好地銜接，立法機關已經開始著手修改《反洗錢法》等一系列法律。中國《刑法》中對洗錢的相關規定較為粗糙，在關于洗錢的上游犯罪中，只有走私、黑社會組織、販毒和恐怖組織四項，商業詐騙和貪污腐敗均不在其中。這樣，不僅貪官們的洗錢行為缺乏法律約束，也為與他國進行贓款返還談判制造了障礙。

　　“如果反洗錢的法律得以完善，我們與美國的引渡共識將更為接近”，屈學武說，“中國幫助美國打擊恐怖組織的洗錢活動，美國幫助中國打擊貪污腐敗的洗錢活動，從而為未來中美引渡協議的最終簽署創造條件”。

　　可以預見的是，由于歐盟25個成員國全部廢除了死刑、全部堅持“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則，在西班牙達成與中國的引渡協議之后，多米諾骨牌或許就此推動。外交部條約法規司參贊徐宏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工作說明時說：“相信中西引渡條約會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

　　影響經濟犯罪死刑改革？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中西引渡協議》可能造成經濟犯罪量刑不一之后，《北京青年報》發表評論呼吁廢除經濟犯罪死刑。

　　根據一家國際組織的統計，目前事實廢除死刑的國家和地區已經有136個。

　　在國內，許多法學家們主張盡早廢除死刑，尤其是要首先廢除經濟犯罪的死刑，一些政府官員對此也有所認可。今年“兩會”期間，最高人民法院新聞發言人、辦公廳主任孫華璞做客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時承認，逐步減少直至廢除死刑，是世界的一個趨勢。

　　但是，“現在廢除死刑仍有制度性的障礙，我們的事前防范制度建設不力，只好更多地依靠事后威懾，也就是說，死刑廢除的基本條件還不具備”。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興良說。

　　同時，國人“殺人償命”的傳統觀念仍然根深蒂固、加之對腐敗的痛恨情緒，近年來網絡上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討論中，支持保留死刑的意見占據壓倒性的多數。這種民意也是決策層慎重處理死刑存廢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中西協議開啟引渡貪官不判死刑之法律先例后，“民眾心理可能受到沖擊，逐步認可‘自由重于秩序’、‘生命權大于財產權’的理念，經濟犯罪死刑存在的基礎將逐步動搖”。屈學武說。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位委員告訴本刊：在廢除死刑在國內短期難以達成共識的情況下，通過與國際法律接軌反過來進行推動，將對中國法律產生重大影響。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楊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