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雙規”制度可能無法遽然全盤廢止，但按照法治原則，其適用范圍、對象應越來越小，適用頻率越來越低

　　在大多數有關反腐敗的新聞中，都有“雙規”一詞，大多數貪官的犯罪情節，都是通過“雙規”被揭露的。有人形容，官員們不怕檢察官，就怕“雙規”。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反腐敗利器是一種治亂用重典的非常之舉，如何將其納入到法治軌道，一直是執政黨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

　　“雙規”的正式說法是“兩規”“兩指”，它形成于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國內腐敗現象呈易發、多發態勢，而紀檢監察機關可用的武器卻相當有限，于是，“雙規”應運而生。1990年底國務院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條例》)明確規定：監察機關在案件調查中有權“責令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監察事項涉及的問題做出解釋和說明”。1994年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頒布的《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調查組有權按照規定程序……要求有關人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所涉及的問題作出說明。”

　　這樣，“雙規”就成為法律和黨內規章授權紀檢和監察機關在查處違犯黨紀、政紀案件時可以使用的一項組織措施。運用這一措施，紀檢監察部門查破了一批大案要案，令腐敗分子聞風喪膽。

　　而“雙規”的威懾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來自其超常規性。“雙規”的調查不同于檢察機關的詢問和調查，更不同于法院的公開審理。比如在“雙規”期間，被調查對象不得與外界聯系，也不能聘請律師，不能查閱案卷。因此，他不了解自己的違紀違法問題中哪些已被調查者了解，自己的哪些同伙已經已反戈一擊。這種信息的不對稱使被調查對象處于一種劣勢地位，而具有豐富辦案經驗的人員就會利用這種優勢，從證據上、政治上、心理上精心設計，從中查找其弱點和破綻，予以突破。

　　“雙規”制度的超常規性，也體現在期限方面。相關規章規定，“案件調查的時限為三個月，必要時可延長一個月。案情重大或復雜的案件，在延長期內仍不能查結的，可報經立案機關批準后延長調查時間。”這意味著，在實際操作中，“雙規”的期限是由相關調查組和其主管機關自行掌握的，而沒有硬性規定。也因此，“雙規”成為黨組織內部涉及黨員人身自由的最為嚴厲的強制手段。

　　這些超常規性，是“雙規”的特殊力量所在，但是，近年來，執政黨明確提出了建設法治社會的發展目標，而雙規的超常規性，與法治是有一定不協調之處的。比如，按照法治原則，除了司法機構之外，任何人、任何機構都不得剝奪個人的人身自由，公安機關和檢察院要限制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必須履行相關程序。“雙規”同樣是限制了個人的人身自由，但其限制性權力卻不是來自司法機關的授予。

　　為此，自誕生之時起，“雙規”其實就在發生變化。1998年6月到2001年9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相繼出臺了四個規范性文件，對“兩規”“兩指”措施做了進一步規范和完善。尤其是去年以來，中央紀委發布“7號文件”、中央辦公廳發布“28號文件”，給“雙規”制度帶來了相當大的變化。

　　第一，更嚴格地限定“雙規”對象，必須是黨員，且符合若干條件；第二，“兩規”實施主體被限制在縣處級及以上紀檢機關，有報道稱，自“7號文件”實施后，不少企、事業單位已禁用“兩規”；第三，審批程序更為嚴格，紀檢機關在實施“兩規”前，縣處級需經市局級向省部級備案，市局級需向省部級備案，省部級則需向中紀委備案；第四，對“兩規”時限做出約束，即“不得超過案件調查時限”。如延期則面臨更嚴格的審批程序。

　　可以說，執政黨試圖更為嚴格地限定“雙規”制度的適用主體、對象的范圍和程序，從而使之更好地與法治的基本原則相容。中央紀委有關人士最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當下在打擊腐敗分子的過程中，紀檢機關將更加關注人權，規范“兩規”措施，保障被查處人的權利。中央紀委法規室政策研究處處長蔡曉曾表示，紀檢監察機關將慎用或不用“兩規”措施。

　　作為一種有效的反腐工具，“雙規”制度可能無法遽然全盤廢止，但有關部門需要按照法治原則對其進行改進，使“兩規”“兩指”措施越來越規范，越來越嚴格；同時，按照法治原則，“雙規”的適用范圍、對象也應越來越小，適用頻率越來越低。在一個法治社會，腐敗行為及官員的其他違法犯罪行為，應由普通司法機關、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進行調查和懲處。這種程序有相對完善的法律作為依據，當事人的權益可以得到較為完整的保障。而一個社會在懲罰犯罪活動時候是否同時尊重其權利，乃是其是否建立法治制度的試金石。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