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后，張學良將軍就失去自由，長期處于幽禁之中，故圍繞他的一些事件多蒙有神秘色彩。最近，作家出版社首次結集出版了《張學良遺稿》一書，公開了他在禁閉期間所寫的自述、日記和信函，這里節選了張將軍回憶西安事變的一節，讀者可從中了解張學良當時真切的心態。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

　　我在鄂時，東北抗日宿將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乃欲返回北滿，再從事抗日活動。我甚為贊許，彼請求三事：(一)返北滿必須假道蘇聯，現在北滿已有中國共產黨活動，因此必須同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系。(二)路費及活動的費用。(三)由我選派文武二人，隨彼前往，幫同辦事，并任聯絡。我皆應允。我遂征詢總部秘書應德田、前吉林旅長趙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滿工作。

　　李杜派駐西安之代表名劉鼎者，彼為一共產黨。由劉鼎之介紹，在上海自稱為中國共產黨負責的一個人，愿同我一談。(此人非潘漢年，恐即饒漱石，如今已回憶不清楚了。)相談之下，不得要領。此為我第一次與中國共產黨人發生接觸也。而后同中共的聯絡，多由劉鼎任奔走。

　　財政部曾派一專員持公函來西北總部見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請我幫忙此人到“匪區”去調查經濟狀況。我十分詫異，再三詢問，該員不肯吐實。我說你如不肯明白說出真情，決難獲得通過。彼不得已說出真實任務，是要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將曾同上海某人未談出要領的詳情告訴給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負責，彼必將此事轉達“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將彼送入“匪區”。當彼返來時，告訴我說，彼之接洽有相當的眉目。

　　“共匪”在此時際，先后將俘我之官兵，陸續釋回。并聲言不再敵視東北軍，因東北軍的官兵，多懷抗日熱心，與中國共產黨的抱負是一致，可稱為同路人，目下與共產黨對敵者，非所本愿也。

　　于二十五年夏間，我得王以哲、劉多荃由洛川來電報告，言“共匪”派來代表到彼軍中，請求與我相見，可否請我蒞洛川？我復電允諾，我親到洛川，“共匪”的代表為李克農，該時我并不知曉李克農為“共匪”中何項人物。彼所述的大旨為：“共匪”愿擁護中央，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結束土地政策，取消紅軍名稱，聽受指揮等等。我認為這些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哪？假如毛澤東或周恩來能親來見，我可以代為向中央轉達。李言稱，彼所提之條件，乃是中共中央所決議者。如我能以誠相見，彼可以約請毛澤東或周恩來前來會見。彼遂返回瓦窯堡。

　　與周恩來會見于膚施

　　再得王以哲電告，言周恩來欲親來會見，請我約以地點和時日。遂電復可在膚施，令周福成師長加以照料。我遂飛往膚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來會見。周恩來為人捷給，伶俐機敏。我二人談至深夜。

　　我二人而后討論到具體的條件，大旨如下：(一)共產黨的各地武裝，集結、點編、受訓、以備抗日。(二)取消紅軍名稱，制度、待遇同國軍劃一。(三)共產黨不得再在軍中做政治工作。(四)保證不繳械，不欺騙。(五)共產黨停止一切斗爭的宣傳和行動。(六)赦放被捕獲的共產黨人。(七)劃陜北區為其后方，準其非武裝的黨人居留。(八)抗日勝利后，共黨武裝與國軍同等復員遣散。(九)準共產黨人為合法政黨等等。我應允待機向蔣委員長轉陳，諒能可成為事實。二人相約，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別而去。

　　我當時認為“共匪”具有誠意，自己甚為樂觀。逐謀設法向委員長陳說。曾去南京，思覓機會，惜屢未得盡言。而因粵變，更致無緣陳請。迨蔣委員長避壽至洛陽，適又有閻百川(即閻錫山)等會聚，我想這是最好機會，可以提出來討論。不意，蔣委員長在閱兵訓話時，嚴厲斥責“共匪”為最大的漢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險測，妄言容共，實皆為“共匪”之張本。我聆聽之下，希望落空，甚為懊喪，曾自飲泣。因而憤恨消極，思謀引退，原僚屬所反對，譏我不負責任，不體念部屬，動則屏拋他們。曾對陜西綏靖主任楊虎城談及此事。彼深為同情，勸我不可消極，此為國家大事，應一往直前，不計利害，求其不達目的不止。此處我應當略說一說，楊虎城與我的關系：

　　楊虎城本出身草澤，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魯過我。他同情我的主張，認為停止“剿匪”，從速準備抗日，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為部下的，是應當向長官直陳幾諫，這也見我們的天職。蔣委員長雖然有抗日的意向，但為親日者流所左右。待蔣委員長再來西安時，我們要強顏直諫，用一切辦法，不達目的不止。一切行動，他皆愿以我之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旬，蔣委員長由洛蒞節西安。我曾兩度悍然陳詞，因彼時心氣浮動，話無倫次，深受責斥。羞忿憂懼，沖動無已。決心武力要請，遂生十二日之變。當事發之初，我曾同楊虎城等會商，變亂目的，促請蔣委員長停止剿匪，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在事變的翌日，我在“剿匪”總部及西京公園，兩度公開的演講，曾聲述蔣委員長乃是我等最高的領袖，請大家勿生誤會，勿起懷疑。

　　事發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來西安會商。……除我之少數僚屬及楊虎城知曉外，共產黨事前未參預也。于二、三日后周恩來攜同博古等三人，到達西安，彼等亦譏誚我等行動過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結束之策。彼時我已讀過蔣委員長的親筆日記。慚愧萬分，自念側身旌麾，濫竽黨籍，未能窺其高深，鑒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無據，進退維谷者！蔣委員長剛正嚴厲，無論何等言詞，皆不準我陳述；全國人心惶惶，輿論沸騰；中央的部隊，日益逼近，內戰即起燃眉；西安少壯輩的叫囂，不達到八項要求不止，楊虎城瞻前顧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衷疚焚，本欲救國，反致誤國，遂決心犧牲自身，懸崖勒馬，速為約束，以遏萬劫之禍，……不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漁人之利。但回旋無地，無法收場。幸蔣夫人、宋子文、端納諸人先后蒞陜，從中斡旋，……不但我應該感謝她和他們，后之讀史者，對此諸人，亦應表崇敬，要知在當時的西安，人皆目之為虎穴鬼窟，避之猶恐不遑，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飛航之險，千里來臨乎？須眉如斯，蔣夫人真堪稱頌為巾幗豪杰也。

　　蔣委員長謹允將我等所提之八項要求，可提交中央會議討論，但又聲明，在會議席上彼將表示反對。我幾經周折，對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說服。終于二十五日圣誕節，靦顏恭護蔣委員長及蔣夫人諸位飛往洛陽。臨行之時，蔣委員長召我和楊虎城，深切地訓誡。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為了國家的紀綱，領袖的尊嚴，我既肇此禍亂，不能再計及榮辱生死，甘愿犧牲自身，以維國法，以炯后人。遂違命陪同蒞洛，轉去南京。

　　坦白的自我批判

　　我素日喜歡有這樣的兩句詩：“大夢誰先覺，平生余自知。”要人家來檢測，不如我自己來分析。我認為究原禍始，是由于我的個性。我今愿坦白的自述，以免后之人，發生疑難，枉費推敲。不但后之人，就是今之人——甚至于我的朋友們，有些對于我的批評，我認為是不大正確。不但在國內，在外國報紙雜志上，我常看到：稱我這個人為MYSETIOUS (具神秘性)。

　　一個人討厭的是，常把自己掛在口頭上。可是現在我必須得把我的性格說一說，使人明了，俾容易去研究與我們有關的那些歷史上的問題。我這個人，用好的話來說：是從善如流，知過必改。用另一個字眼來講，是輕信易惑，見異思遷。我對于中國的傳統禮教，是接受的不大多。自幼就具有不柔順的性格：違犯我的父母，違犯我的老師，違犯我的長官。富有同情感：同情他人，同情對方，甚至欽佩我的敵手。我想，實際情況許是由于我愛好運動而來的，所謂公正處理、競技精神。

　　舉例來說吧：我少年時最喜歡打網球，常同人家競賽，凡是我打輸了，我沒有賴過賬，或者是羞惱。我自己已經打輸了，我承認我的技術不如他，我覺著這并不是我的對手怎么樣的高強，實在是我自己低弱。

　　我這個人就有點這個怪脾氣。假如我承認某人的某件事是對的。或者我是錯了的，我可以向任何人認錯低頭。我過去曾給我的部下，我的仆從，賠過罪，我曾用金錢或禮物，賠償我對他人的錯失。假如我自己是沒有想通，我不承認那件事是對的，或是覺著我是有理的，對于任何方面我也不肯屈服。這就是我桀馬不馴，玩世不恭的天性。而我過去最大的弱點，是我不能沉思靜慮，又素匱修養，凡自以為是者，輒一意孤行，不顧一切。如今思來，深為悔懺。

　　軍法會審

　　我到南京之后，受軍法會審于軍事委員會。會審委員為李烈鈞、朱培德、鹿鐘麟。當審判時，李由懷中拿出來預備好了的幾個紙條子，一一向我發問：有的事，你是受了何人的指使？有什么，你是懷了什么野心？等等。我聞之深為氣忿，我想他們拿我張學良當做什么人？立即答以強悍不遜的言詞。李見我緊張激憤，令人給我紙筆，囑我筆述。我提筆急書，李從旁徐徐言曰：“漢卿，這是有關歷史的大事，與你自己也有很大的關系，望你好好地寫。”關于這一點，使我對李先生永懷不忘。

　　受審后，被判為十年徒刑，蒙蔣委員長向政府的請求而赦免。在此期間被禁于孝陵衛孔宅，軍憲守護，日夜不離。故友多人，探詢慰問，有遠來自北方者，情深潭水，令人感激。

　　而后賀貴巖奉派持蔣委員長手書來接，叫我遷移至漢口居住。到達后，蒙蔣委員長召見同餐，并指示我精讀總理《民主主義》，閱看《完人模范》和《明儒學案》，修養身心，善自檢束。

　　世事滄桑，興亡鼎沸，舉目不勝浩嘆！回念祖國，抗日軍興，舉國同胞，浴血抗拒，前仆后繼，具有家仇國難的我，反則朝饔夕餮，坐糜廩粟，未能血濺日寇，為我終身的遺憾。

　　【轉載于：上海文匯報；原文摘自《張學良遺稿》；竇應泰編著；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