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政法大學將按人口比例下達分省招生指標。具體辦法是，用學校計劃招生的2000個指標除以13億，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數，基本上就是下達到各省的招生指標數。按照這一辦法，該校在山東、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數都將歷史性地突破百人。

　　該校的招生改革究竟能否真正促進教育公平？在部分法學專家當中引起爭議。

　　【焦點一：是破冰之舉，還是將導致高等教育質量大滑坡】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教育部專家顧問孫東東說，這樣的改革很理想化，但會造成生源水平參差不齊，違背高等教育選拔人才的宗旨。

　　他認為，中國的教育資源還沒富到可人人隨意享用的程度，尤其是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極度稀缺。如果全國的高校都按地區人口來分配招生指標，不顧各省教育水平的差異，最終將造成中國高等教育質量整體大滑坡。

　　他舉例說，河南有七八十萬名考生，但只有100多所大學在那兒招生；北京有540多所高校，考生只有十一二萬名，但很多中西部地區的高校寧愿降分也要錄取北京考生，看中的就是學生的素質。所以說，各地基礎教育資源的差距才是招生指標背后的根本問題。

　　他表示，提倡教育公平沒錯，但保護弱者是用造血法還是輸血法？我們是不是要好的更好、差的好起來？形式上的公平不能提高這些人口大省的基礎教育水平，談不上教育公平，還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許章潤卻認為，目前媒體對中國政法大學改革的報道有些片面，除了人口數量以外，改革還考慮到了各地的考生數量、教育資源的差距，對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地區有適當的照顧。雖然現在操作性還有待加強，但旨在落實教育權平等的指導思想是可取的。

　　他說，教育在傳統上被認為是改變身份、提高社會地位和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手段，公平的教育條件對就學者本人、家庭的影響可想而知。毫無疑問，高等教育是要選拔人才，而人口基數大的地方，選拔到人才的可能性也相對大些。中國政法大學向這些地方多給名額也無可厚非。

　　【焦點二：教育不公是因為高校分布不均，還是招生指標分配不公平？】

　　孫東東說，現行的招生指標分配方式是對歷年生源質量、當地基礎教育水平、招生對象地區經濟發展需要、當地生源人數等綜合考慮的結果。相對來說，按地區分配招生指標更能照顧到基礎教育薄弱地區的考生，是較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全國高校集中在東部沿海和發達地區，人們對高等教育的期望與社會發展需求之間也出現了矛盾。單靠名額分配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許章潤卻認為，過去，大學依賴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各種支持，按地區分配招生指標就是這種思路的產物，有的大學打出“推廣普通話”的橫幅，因為大部分學生都可以用方言交流。現在，中國在經濟上已經是一個整體，大學應該是多元化的，學生的生活方式、知識結構等都要多元。

　　他說，高校相對集中導致教育資源不均衡的問題是歷史造成的，一時無法改變，但作為部屬高校，應該采取措施盡量解決。中國政法大學的改革經過了慎重考慮，是一次積極的探索，盡管不是解決問題的惟一方式，成效如何也要等一兩年之后才好下結論，但如果面對問題無所作為是更大的錯誤。

　　【焦點三：高校制定招生來源計劃是否要公開聽證？】

　　孫東東認為，北大、清華擁有招生自主權，但自主招生的名額一般不超過當年學校招生計劃的5%。高校招生自主權當然需要監督，但要考慮招生成本。十幾年前，北大招一個學生就得1000多元，按這個標準，今年招2000多個學生就得200多萬元的經費。“很多學校的老師跟我講，他們沒有這個實力，只能眼巴巴地看著。”

　　然而，通過舉行全國公開聽證來監督高校招生自主權卻不具可行性。找什么人，根據什么監督都沒有規定，還會增加招生成本，國家根本負擔不了。高考制度要改，但是要經過理性思考，進行實質性的、內容上的改革，而不是在形式上尋求正義。

　　許章潤認為，高校招生自主權并不等同于降分錄取或者招收藝術、體育特長生，但高校有權根據學校發展需要，依照法律相關規定，自主決定本校招考形式、學生數量、開設專業、培養方式等等，是一個涉及高校自治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校并沒有義務就招生指標舉行聽證，作為教育機構，它有權自主決定是否要聽證。

　　但他認為，作為公共權力部門的教育部，要出臺一項涉及不同利益群體的政策(如大規模改變招生計劃)，就要在陽光下進行，聽取各方意見，因為透明的程序是科學決策的前提。

　　“至于公開聽證的成本，我認為現代社會運作就是高成本的。如果顧及成本，那么，一旦出錯，我們要付出的成本更高，造成的惡果更大。”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李麗】